作者：华商韬略丨华商名人堂 陈光

2006年10月28日，霍英东因病在北京逝世，政府有关部门参与操办其葬礼，以高规格送别了这位爱港爱国的企业家。遗体返港期间，霍英东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并由十人扶灵，董建华、何鸿燊、李兆基等均在其列。有评论称，霍英东在“国葬”的级别中告别。

逝世前，霍英东曾总结自己的人生，称“回首往事，我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如果人生的满分是100分，他要给自己打100多分。因为“我敢说，我从来没有负任何人”。

究竟是怎样波澜壮阔的人生，才配得上这样的自我评价？

香港第一代华人富豪大多白手起家，吃过苦，霍英东是其中“最苦”的一个。

1923年5月10日，霍英东出生在香港的一艘小船上，家里是海上讨生活的人家。清末时期，靠海谋生的人被称“疍（dan）民”，是“下九流”中社会地位最低下的一类，和罪犯后裔、乞丐同档，很多社会权利被剥夺。

霍英东出生的时候，香港是一个小渔村，“疍民”很多。当时的社会虽然对他们已没有歧视，但“疍民”的生活大多艰苦，一条小船要养活一家人。

霍英东的家是一条2米多长的舢板，一家7口在这条舢板上生活。入夜时，家人得一个紧挨着一个，才能睡得下。记事很久之后，霍英东才知道“鞋”是什么东西。

物资匮乏对于当时的他来说并不是问题，因为霍英东的脑子里根本没有光鲜亮丽生活的概念。他最大的祈望，就是家里人出海不要遇到台风，因为很多“邻居”，都在台风中丢掉了性命。

但在天灾面前，生存的梦想都是奢望。1930年8月的一天，台风侵袭香港，霍英东的两个兄长被风浪吞噬，消失无影。他的父亲本身罹患淋巴癌，这场打击后一病不起，挣扎了几个月便撒手人寰。

那一年，霍英东7岁，成了家里唯一的男丁。此后的多年里，他经常回忆起当年的那一幕，“我至今也想不明白，为什么生活会那么决绝，让我死了两个哥哥，又死了父亲？”

家庭痛失顶梁柱，母亲刘氏带着3个孩子上了岸，在街道上流浪，一家人几乎一无所有。后来，有熟人见霍家人可怜，介绍他们住进了香港的贫民窟。

在一间20多平米的房子里，霍英东一家和另外50多个住户开始了合居生活。屋子里的几张3层床挤得满满当当，周围黑暗、潮湿、腐臭，疾病仿佛随时都会降临。在这个地方，他们住了6年。

母亲刘氏虽然目不识丁，但是非常认同丈夫生前的理念，认为孩子只有知书达理，才能出人头地。经过多番奔走，她将霍英东送进了帆船义学上课。这是一家专门为水上人家办的小学，不收学费，上课的地点在船上。船的位置不固定，经常流动，有时候霍英东跑去上课，却找不到“学校”，不知道漂去了哪里。

霍英东长大的同时，刘氏开始延续丈夫此前驳运的生意，用小船将外海大货轮上的货物转运到港口。虽然收入非常微薄，但一家人的生活好歹是有了保障。

1936年，13岁的霍英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香港著名的中学皇仁书院，这是一所英文教学的学院，大批港澳名流都曾就读于此，霍英东靠分数进了最好的一个班。

皇仁书院收学费，每个学生每月5元，对于霍家而言，这是一笔沉重的负担。为了省钱，霍英东不敢坐电车，每天跑着上下学。课间休息的时候，有商行通过栅栏向学生兜售雪糕和面包，霍英东却从来不知道这些诱人食品的味道。

1941年12月8日，已经升至中六的霍英东，在上学的路上突然听到炮火轰鸣。那一天，日军轰炸了香港的启德机场，港日战争正式爆发。

在响彻全城的警报声中，霍英东离开了学校。多年后，他曾透露当时的心境：最开始还有点开心，因为不用再面临沉重的课业。但开心了没多久的他，却在随后的十几年里为当时的喜悦感到羞愧。那之后，他再没有机会继续学业。

日军的铁蹄踏入香港，开始了3年8个月的黑暗殖民时期，霍英东也步入社会，迎接属于自己的黑暗时期。

那时的他，几乎干啥啥不行。起初他去轮船上当火夫铲煤，但因为身体羸弱，不久便遭辞退。

之后，他去启德机场当苦力，每天7毫半的工钱，强制扣掉2毫粮食钱和2毫轮渡钱后，剩余钱连坐电车都不够。霍英东每天步行2个多小时赶路，白天在日本监工的皮鞭和枪托下干活，晚上回家的时候累得步履瞒珊。“我得不停在心里念数，不知道再数多少步才能回到家中。”一次抱油桶时，因为一时脱力，摔落的油桶压爆了霍英东的一根手指。

日子仿佛永夜般没有尽头，霍英东却没有怒怨，他偶尔会想：或许生活就是这样，命运就是这样。

虽然“嘴上认了”，但霍英东并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内心深处，他强烈希望自己完成蜕变。在这一欲望的驱使下，他开始“不安分”。

在启德机场，他因为想学车偷开日本人的车，被抓之后遭到毒打，随即被赶出机场。之后，他去糖厂上班，一次闲来无事，偷偷拿着瓶瓶罐罐捣拾，结果把化验室炸了。

2年多的时间里，霍英东干了7份工作，无一长久、总被“辞退”。他琢磨：自己似乎不适合打工，干点买卖才有出路。

在母亲的鼓励下，霍英东找十几个亲戚朋友凑钱开了一家杂货店，母亲还将唯一的金饰拿去典当，换了些钱。

1943年中，一家名为“有如”的杂货铺开张，专营食品，霍英东是其唯一员工。沦陷期间，香港食品奇缺，杂货店的生意因此还不错。霍英东每天早上6点开门，晚上10点关门，夜里独自拿着原料调制食品。

至此，他总算摆脱了一穷二白的生涯，生活有了一丝曙光。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香港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黑暗褪去，霍英东也焕发新生，这个水上孩子，开始将自己的命运与香港牢牢捆绑在一起。此后，香港从小渔村发展成为东方之珠，期间大事件里几乎都有他的身影。

日军离港后，霍英东卖掉了杂货铺，母亲拿着分得的7000港币重操旧业，再度出没于水上，霍英东则帮助母亲管理账目、联系船工，干一些琐碎的事情。

一天，他在翻阅报刊时看到了香港政府发布的通告，称将拍卖战后遗留物资。这些物资大多来自冲绳岛、菲律宾等战场，船、登陆艇、炮弹壳、烂铜烂铁等物件都有，被政府当做报废物拍卖。

霍英东扫了一眼，发现很多东西都是市场需要的，修一修就能卖，中间肯定有钱赚。他马上跑出去打听情况，岂料根本没什么人知道拍卖这件事情，因为港府的宪报全是英文，一般市民根本不看。

霍英东心中窃喜，将关注政府通告列为必做的事情。随后，他看中了40部旧轮船机器，决定一试。参加投标要付100港币的预用费，霍英东当时虽然已经成家，但是家里一切母亲说了算，他手头没钱。

霍英东找已经出嫁的妹妹借了100元，标价18000港币，投递给了香港政府。没过几天，港府通知他：你中标了，带着钱来取货。

机会真到了面前，霍英东反而慌了，他哪里有钱拿货？霍家做了几年船运生意，全部家底也就一万多港币，钱都归母亲管，根本不可能给他。

霍英东四处找朋友，希望借钱救急。最后，一位朋友介绍老板和他去仓库看机器，对方见了机器眼前一亮：你也别找人借钱了，这批货4万卖给我。

一来一回，霍英东净赚22000港币，这在工人月薪普遍百元左右的当时是一笔巨款，他因此一跃成了小财主。后来，政府经常拍卖剩余物资，霍英东凭借英语好的优势，不断有所斩获，渐渐积攒了一笔钱。

经过这段时间的淘金，霍英东生出了“做生意不过如此，我上我也行”的念头。那之后，他不断打听有什么生意可做，接着便一头撞上了灾难。

1948年，霍英东听说澳门一家公司收购可以入药的海人草，一磅一美元。他随即打听哪里有海人草，得知东沙群岛的海底有很多。

霍英东找到澳门这家公司，随后与接洽人共同组建“挖草”公司，磨拳霍霍准备迎接美好人生。

彼时，霍英东虽然靠着政府拍卖赚到了钱，但他涉世未深，什么都不懂。招了几十个船员后，他立马出发，结果在三门关被国民当局扣了10天。霍英东压根不知道去东沙岛要找政府办理有关手续，扣留结束后，海警告诉他：返航吧，东西留下。说完将他船上物资、货物全部没收。

心事重重返航期间，船只遇上了台风，漂泊到了汕尾，一靠岸，船员全部跑了。霍英东不甘心：东沙岛下大片的黄金等着我去收割，怎么能因为一点挫折就退缩？

办了出海证后，他又招了批人，再次出发，又再次无功而返。东沙岛是个很小的岛，霍英东不知道它在哪儿，船员也不知道，物资耗尽前他们也没看到这个岛。

回港三度出发，靠着新带的“老司机”，他们终于找到了东沙岛。霍英东身先士卒，第一个上岛，入眼处满目疮痍，纯粹是一个荒岛，连淡水都没有。

为了挣大钱，霍英东带着人驻扎了下来，开始挖海人草。他们没有潜水设备，带着自制潜水镜就下去了。一天在海里来回十几个小时，全身上下又腥又臭。

更大的威胁来自生存。东沙岛有补给船经过，但因为种种原因，补给船从未准时抵达。第一次上岛时，几乎有人快饿死时，才见到补给船，很多船员忍受不了荒岛朝不保夕的生活，大餐一顿之后跟着补给船走了。

霍英东也想走，但他转念一想：前期投了10万元，这一走不就泡汤了吗？在金钱力量的驱动下，他再次回港招人。

这一次，霍英东在荒岛上一待就是半年，期间，饥饿和死亡时常肆虐，补给船晚到的时候，他们只能吞生螺肉、吃海藻。

半年后，琢磨着钱应该挣了不少，霍英东决定结束非人生活，启程返港。岂料见到合伙人之后，对方直接一句：海人草卖出的价钱很低，所得的钱仅仅够支付各项开支，没钱可赚。说完还把账本摔他面前。

霍英东整个人都傻了，愣了半天没反应过来，脑子里一直重复一句话：冒死拼命半年，到头来一无所有，人生到底图的是什么？

很久之后，霍英东才知道，公司并不是没赚钱，而是合伙人吸食鸦片，把货款全部私吞了。

因为合伙人的恶习，霍英东第一次正儿八经的生意以惨败终结。他得到一个教训：一定要带眼识人，不能轻易相信别人的说法。

这个一度令他刻骨铭心的失败，后来却成了霍英东非常自豪的事情。他总结说：一个20多岁的年轻后生，前后带着100多个长辈，在荒岛上生活了半年，期间负责组织、调度、饮食起居，最后几批人都平安回来，一个出事儿的都没有。

“我事后还想，我是怎么能够做到这样的？”霍英东说。更深层的意思或许是“哥小小年纪就这么牛X，未来还得了？”

果不其然，这个牛X闪闪的年轻人，没过多久就从东沙岛的腥臭中走了出来，干成了更了不得的事情。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的决议，43个国家支持这一协议，当时统治香港的英国是其中之一。

那时候中国的制造业相当落后，禁运协议后，国内民众、援朝部队所需的物品严重短缺。中国政府的对应策略之一是将贸易重点转向华南，以香港为中转口，发展“民间”小额贸易，积少成多。

这一策略运转之后，香港不少商人抓住机会和大陆做生意，打破封锁线“偷运”东西，霍英东是其中之一。

这是他最传奇、最受争议的一段经历，多年来众说纷纭。很多版本都将这段时期总结为霍英东发展成为巨贾的起点，流言的重点包括：霍英东走私起家，做过军火生意。

这些流言一度在香港甚嚣尘上，人人皆知，大陆很多受众也至今对此深信不疑。香港回归前，霍英东从未公开谈起这段历史，外界一度以为他默认了这类说法。

按照霍英东后来的口述，他期间的很多经历都经扩大、甚至捏造，当时的状况远没有外界传得那么玄乎。

朝鲜战争爆发时，霍英东已经接手母亲的货运“小业务”，并且迅速将之做大。当时香港搬运工人的组成很复杂，帮会渗透其间，各帮会都有工头，霍英东和这些人关系密切，请他们组织工人装船。与大陆贸易最鼎盛时期，有超过千人为霍英东的船队干活。

霍英东和这些工头关系莫逆，与他的为人息息相关。他沉默寡言，但开口从不妄言。做了几十年生意的霍英东，自言从未负过人，凡是和他过合作、对他有过帮助的人，后来都有钱赚。朋友有困难、要救急，只要他能帮得上，一定责无旁贷。

“别人负我，我也是默然处之、逆来顺受。拿得起、放得下、输得起、愿吃亏。”出于这样的处事原则，霍英东在香港商界的地位很超然，风风雨雨几十年，几代华商奔涌如潮，霍英东始终赢得广泛尊敬。

因为仗义疏财，霍英东早期的货运事业发展很快，中国需要的很多东西，他的货运船队都有经手，比如装汽油的黑铁皮、船用油渣、铁板等等。

黑铁皮是当时的主要禁运物资之一，没有它就没法装汽油，大批汽油因此积压，送不到前线。霍英东的船队加班抢运，数百人组成人肉传送带，曾在2个星期内运送了6000吨黑铁皮。

除此之外，汽油、药品、五金、胶管，霍英东给大陆运送过很多物资，但是从来没有运送过军火。

“那时几乎晚晚开工，没有一天停过。白天要联络、落货，晚上开船，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为避开缉查人员骚扰，每次装船都必须一个小时搞定，像打仗一样。”霍英东回忆说。

虽然运送的时间很紧迫，但实际过程并没有传说中般危险。霍英东当时没有红色背景，他只是将货运到澳门一家有背景的公司。这些物资放在港口是合法、安全的，而船过了公海，“别人”也抓不到。

那时候的香港是自由港，不存在偷税漏税的问题，虽然逃避检查，但是并不构成走私。在利益的驱使下，很多商人都做大陆生意，甚至不乏大批英资公司，个中的关系很微妙。霍英东后来说，“禁运里面的有些事，我至今也不明白，因为港府并没有完全彻底禁绝运货到大陆，就连港督都被传有生意牵涉其中。”

因为这种微妙，那时候的霍英东并不怕香港政府，他怕的是澳门江湖人士，这些人有枪、甚至机关炮，货船被他们截住，就得乖乖的给钱给货。当然，政府方面，一些必要的“违规手段”还是需要，比如疏通海关、水警人员。

在一大批经营此道的生意人中，霍英东赚得不算多，相较其他人，他的利润比例很低。那时候不少商人卖假药、过期药，其他物资里也夹次掺假，要价还高。霍英东认为这样做伤天害理，他怕别人说他“发国难财”，因此霍氏货品不但保质保量，价钱也公道。

100万港币的货，“毛利润”能有20万，其中10万被要分出去，比如伙计、海关、水警。霍英东总结称，那3年的“破禁运”生涯是赚了钱，但也没有赚太多。

后来媒体大肆宣扬他在那时候就是一个标准的爱国商人，为祖国度过困难期贡献了不小的力量，就连高层的医药、一些医学、科研机器，都是他给提供的。但霍英东自己说：要说我是为了支持抗美援朝、一心为国，说实话那时候的我还没有这么高的觉悟。就是觉得在国家困难时期做了一点小事情，很安心。

总而言之，相较后来那个为中国改革发展奔走、出资几十年，在国庆观礼台上痛哭流涕的“霍公”，彼时的霍英东，爱国热情还没有彻底爆发。

货运生涯并没能帮霍英东跃升巨富，地产才是他大笔掘金的风口。

当时做大陆生意的商人很多，但后来只有霍英东出了名，最重要原因是只有他一个人延续了成功。敢做这种生意的人，胆子都很大，其中不乏赌徒。赚了钱之后，这批人很快在花天酒地里散尽家财。

当年一起做货运的伙伴，后来有不少找霍英东借钱，或是想和他合伙做生意。对于这些败光家产的人，只要有上门的，霍英东都是给钱劝他们自行发展，另谋高就，既不伤和气，又明哲保身。

上世纪50年代起，由于特殊的地理和政治环境，香港成了大陆连接国际的窗口，大量内地资金、中外商人涌入，人口在短时间内激增数倍。

霍英东判断，人口增长，土地和楼宇的需求也大幅提升，地产将成为香港的支柱产业，于是，他决定将已经积攒的资金全部投入地产行业。

他将想法告诉朋友，众人纷纷反对：香港的地产市场一向英国财团垄断，你一个华人凭什么做这样的生意？

但霍英东一向敢想敢做，有同期商人评价他是“眼光比谁都准”。华商韬略专访霍英东次子、现霍英东集团行政总裁霍震寰时，谈到父亲的创业，他称最欣赏的就是是其百折不挠，敢为天下先、打破传统、开拓创新的精神。

霍英东后来说，当时的想法是：就算做地产发不了财，我买一幢大厦，也能向世人证明实力和身价。

1953年6月，霍英东创立霍兴业堂，正式杀入地产。那时候的他虽然有眼光，但是真正在“高大上”的买卖面前，霍英东还很“年轻”。

早先赚了钱，他将钞票捆起来放家里，后又换成黄金，根本不知道银行是什么。于是，第一次做地产生意，他就闹了笑话。

经过筛选，霍英东看中了利氏家族的使馆大厦，谈成后带着一个大箱子上门，对方一看很吃惊：“这是什么？”

“买楼的钱，我全带来了。”

“霍生，都是现金，你没有支票？”

“没有。”

“有没有在银行开户口？”

“没有。”

一番对话后，对方哭笑不得，随后介绍霍英东在汇丰银行开了户，又指导他向汇丰贷款了150万。从银行拿到钱，霍英东顿时觉得商业世界真神奇：银行居然只收6厘利息，而外面的要少都得一分八，足足3倍差距。

买了楼之后，霍英东算了一笔账，通过出租物业，至少7、8年才能回本，在香港经济飞速增长的当下，这笔账并不划算，他想：卖楼才是挣钱的好手段。

香港那时候地很便宜，霍英东花几十万在嘉道理家族手上买下了九龙油麻地一块面积很大的地皮，“雄心勃勃”地要盖楼向市民出售。

现在的人可能无法想象，这样的生意在当时非常荒谬。香港那时候地产行业都是租、很少卖，因为买卖楼宇只能整栋，买得起的人凤毛菱角。各种的原因有很多，政策是其中一环：按照相关规定，香港政府只承认你有这块地，再往上盖的不具有法律效应，所以没法将楼分拆开来卖。

但是霍英东的住宅计划展开没多久，政策的绿灯就来了。随着市民生活的需要，各方力量共同推动政府修订了相关政策，分层出售的方法得以实施，霍英东顺势成了该政策的第一批受益人。

霍英东虽然对银行等“高大山”的东西不甚了解，但他的经商理念非常先进，后人总结称他在每个行业的发挥都堪称独到，是个标准的经商天才。

从杂货铺到货运贸易，霍英东做的都是“快”生意，商品流通很迅速。做地产，他也将楼看成商品，认为尽早卖掉的商品才是好的，只有缩短投资回收期，才能加快资金周转，在短期内将生意规模化。而那时候，其他地产商压根没有这样的市场意识。

要快速卖掉商品，前提之一是让买家了解自己想要的东西。霍英东因此发明了一个促销方案，他编印楼宇的说明书，将情况、价格、日期等信息一一罗列，分发给香港市民。

这在当时是一个创举。因为住宅地产不发达，香港的相关产业链很弱，比如带买家看楼的人根本没有耐心，都是带到楼下就停步：楼在上面，自己上去看，爱看不看。而有了说明书后，买家可以拿说明书回家，一家人慢慢商量。

说明书迅速带动了霍氏房产的销售量，这个方法后来被香港所有的地产商都“抄了过去”。

有了说明书，霍英东还是觉得慢。他认为单纯的分层销售不够吸引人，因为即使分割开，物业仍是一笔大投资，一下子能拿出、或者愿意拿出这么多钱的人不多。

他想到：能不能先收定金，余款分期付，像交租那样。新楼落成的时候，买家再交齐钱拿房。这样既能刺激消费，又能让公司在在减少投资的情况下，获得一如既往的回报。

霍英东随即和身边的律师商量这件事，对方听后觉得不可思议：那岂不是拿买家的订金来起楼？楼还没有影子，谁愿意付这笔钱？

霍英东说，只要有律师或者银行来做担保，他们就愿意。

三言两语之后，这样的模式正式敲定。香港人将没有动工的楼宇里面的单元称为“楼花”，霍英东就给这个模式起名为“卖楼花”。

如今，卖楼花（商品房预售）已经成了全球地产行业惯用的经营手法，从这一点看，业者们都是“霍氏门徒”，因为霍英东是全球范围内第一个这么干的地产商。

卖楼花成了香港地产行业经营手法的一次革命性突破，如霍英东所料，楼还没影子，来交定金的市民已经排起了长龙，全港的地产界随之疯狂。

“就像旋风一样卷起了所有人。我们负责发展楼宇，市民从港九（香港、九龙）各地蜂拥而来，有政府小职员，有教师，有打工仔，有家庭妇女……有人排队买到楼花，转手卖给别人，一天之间就能赚一笔钱。”霍英东回忆说。

那段时间，霍英东旗下的新楼盘，只要在报纸上刊登，一天内就能售罄。1年多的时间里，他在油麻地建起了100多栋、共计600多层的住宅楼，缔造了香港最大的住宅屋村。

光是这些住宅楼，就令霍英东赚得了1000多万的巨款，而其中，他自己的投资很少，基本都是靠订金发展项目。除住宅外，霍英东还投建了立信大厦、香槟大厦等办公用楼，全部一售而空，他也因此从无名小卒一跃成为香港地产界的代表性人物，媒体称这位商业新贵的表现“气势如虹，雄傲港九”。

1955年初，英姿勃发的霍英东在铜锣湾建成了当时香港的最高建筑——蟾宫大厦。这栋楼临海而立，俯瞰全港。霍英东将公司总部搬到了大厦二层，自己则居住在大厦的顶层。

站在全香港“最高”的地方，霍英东百感交集。这个舢板上出生的孩子，从未想过自己会在短时间内站上这样的高度。

“收钱收到自己都害怕。不用什么本钱，就赚那么多，每栋楼宇（写字楼）都能挣一两百万，这样卖下去，不知道要赚多少钱！”霍英东回忆说。

巨大的满足感时刻萦绕着这个30出头的年轻人，站在蟾宫大厦的顶端，霍英东清晰看到全港的变化：市民的居住条件一日千里，因为新住宅的诞生，木屋区频发的火灾成了旧闻。随着地产的崛起，香港的经济愈发蓬勃，地产业的发展不仅推动了建筑业、工业的发展，还引领了旅游、商业、金融的繁荣。

记忆中的小渔村，正蜕变成为世界级的贸易和金融中心。高楼大厦取代曾经的小船，成了香港的新标志，而全港最高的一栋楼，就在自己脚下。这个船家后生，成了推动香港经济崛起的推手之一。

曾经的香港第一高楼蟾宫大厦

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名利双收的霍英东，却在不久卷入时局的“阴谋”，迎来人生中最严重、最持久的一次打击。

因为这次打击，他在人生的第一个高点上黯然淡出，就此与香港经济发展最为迅猛的黄金时间擦身而过。

究竟是哪些错综复杂的原因，逼得这位地产巨商淡出香港商界？又出于怎样的时局发展，他转身成了备受大陆民众崇敬的“霍先生”？

且听华商韬略下期为您分解。

注：文中部分内容整合、改编自《霍英东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