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万册小学教辅教材遭盗版侵权，被告人章某通过网店接单，再从其他书店购进盗版书籍后抬高价格出售，从中赚取差价牟利，后又伙同他人自行印刷盗版书籍。5月29日，该案由上海市虹口区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

近10万册教辅书籍遭侵权

上海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2016年11月至12月间，被告人章某在网上开办书店，采用网上联络、网下交易的方式先后向他人销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教辅书籍《日有所诵》1万余册。2017年6月至7月间，为节约成本，章某接到客户订单后，伙同他的哥哥委托刘某、韩某等经营的印刷公司自行印刷该类书籍2万余册，准备再次销售。

2017年7月，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公安分局在其印刷公司仓库内查获《日有所诵》书籍共计22026册，同时查获了刘某、韩某某应他人要求另行印制的其他出版社教辅书籍77745册。

由于涉案盗版书籍数量巨大，被告人又采取网上订购、线下交易的方式销售，给侦查取证带来了一定难度。虹口区检察院在立案侦查后依法适时介入，第一时间了解案情，在取证、固证环节提出意见建议。检察机关还及时告知相关出版社作为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被害人（单位）的权利义务，引导他们参与到相关的刑事诉讼中来。

2018年5月29日，虹口区检察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对被告单位、被告人刘某等4人提起公诉。

被告人认罪认罚努力赔偿权利人损失

检察机关建议量刑从宽

“在侵犯著作权类案件中，对权利人的赔偿数额认定一直是个难题。”据虹口区检察院副检察长皇甫长城介绍，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在依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同时，最大限度弥补权利人合法权益，降低其维权成本，是检察机关办案时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由于该案涉案的大部分书籍均尚未进入销售环节，检察机关经过调查了解并取得出版方的认可，充分听取当事双方意见，根据出版发行市场中的一般标准认定权利人的最低损失，以此促成和解赔偿。案件审查起诉期间，在检察官的努力下，章某和他的哥哥最终不仅自愿认罪认罚，且努力赔偿权利人损失，取得了被害单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谅解。

经过全面审查，虹口区检察院认为，应以侵犯著作权罪分别追究印刷公司、章某和他的哥哥、印刷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刘某以及直接责任人员韩某的刑事责任。但鉴于章某和他的哥哥与出版社达成和解、赔偿损失并取得谅解，检察机关对他们提出了比其他被告人更为从宽的量刑建议。

“这不仅为知识产权权利人挽回损失、维护企业声誉创造了新的选择，也给予被告人积极认罪认罚、降低犯罪造成的社会危害性一个新的机会。”上海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探索知识产权领域认罪认罚

构建被告人向权利人合理赔偿机制

一纸刑事判决，也许并不能给知识产权权利人带来直接合理的赔偿。据上海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期以来，权利人无法第一时间了解到被侵权的情况，对案件进展不知情、不参与，因此在刑事诉讼中的参与权缺乏充分保障。此外，由于知识产权的权利属性，权利人只能自行通过民事诉讼来维权，无形中增加司法成本。

2013年起，上海市检察院在全市检察机关推行侵犯知识产权案件权利人告知工作，及时向被侵权知识产权权利人送达《被害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2017年，上海市检察院专门制作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被害人（单位）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中英文版本。如今，上海市检察院又进一步要求，全市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知识产权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类案件和侵犯知识产权案件时，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阶段就向权利人进行告知，办案的程序进一步透明、公开化。

在权利人被告知并参与刑事诉讼的基础上，检察机关发现，若能促使被告人向权利人进行合理的赔偿，不仅能弥补权利人的损失，也能将刑事案件对于权利人的企业信誉、决策的影响降至最低。在此基础上，上海检察机关大胆探索知识产权领域认罪认罚工作，构建被告人向权利人合理赔偿的机制。

“盗版对于出版行业的困扰是长期存在的，之前我们一直感觉无从下手。这起案件不仅让犯罪本身受到了惩罚，也保障了我们作为权利人的利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副总编兼上海公司总经理刘广汉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非常感谢检察机关，知识产权领域认罪认罚制度的探索对于我们出版行业来说意义非常重大。

上海市检察院金融检察处处长肖凯表示，检察机关希望通过知识产权权利人权利义务告知机制和被告人合理赔偿机制这两大创新办案机制，助推上海建立高标准、国际化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