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史言商，法亦昭彰 | 品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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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农、工、商、虞都是社会分工的重要组成。其中，“商”作为社会资源交换和流通的主要渠道，更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
我国的“商”源起于公元前十七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的商朝。商汤灭夏并建立商王朝之后，农业生产得以稳定发展，手工业生产门类不断增多，粮食与手工产品的积累促使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初步发展起来。从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到以贝、玉作为货币的商业活动，商朝的商业到其后期已十分繁荣，有“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之美誉。
图一：商代贝币
然而，周武王灭商之后，商朝遗民被周人所排斥和鄙夷。因为周人善于种植灌溉，以精耕细作起家，视农业为一国之本；而商人善于经营贸易，以交换货物起家，在周人眼里，是唯利是图、富而不仁、不值与交的族群。因此，周灭商之后，周公辅佐成王，将商朝遗民中会做生意的人给了郑国。郑国国君桓公强迫他们开荒种地、学习农技，但这些商朝遗民只会做买卖，没有从事农业的习惯和技能。他们不仅主观上不能安心于农业生产，客观上也不能自食其力。郑桓公怕他们反叛，就特别允许他们在农闲时候去做些买卖以维持生活。日子一长，便形成了一个较为固定的职业群体，每日“肇牵车牛远服贾”，赶着装满货物的牛车专门从事长途贩运。自此，人们便把做生意买卖的人叫做“商人”，把他们的职业称为“商业”。
图二：西周鱼形币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原始公社加速瓦解，私有制取代了井田制，社会“好贾趋利”的现象愈加明显，各地的商品交换和流通作为小农经济的游离物迅速蓬勃发展起来。那时，中山之人“仰机利而食”，齐鲁之物“冠带衣履天下”，陇蜀之间“货物繁阜而多贾”，洛阳之俗也是“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的数十位商人大都活动于这个时期，且他们的发家故事“章章尤异”。计然见微知著，为国献策；白圭观时察变，巧用计谋；范蠡泛舟五湖，广聚钱财；子贡周游列国，交通诸侯……他们钻研商业战略、敢于出奇制胜，也研究法制规定、广结国君之好，用心筹谋，皆成巨富。
图三：春秋战国货币
天下大势，浩浩汤汤。及至汉朝，商业的浪潮依然澎湃不减。《史记》载，“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故交易之道行”。那时，多已自给自足的农民群体对商业交换的依赖越来越强，货币铸造水平和流通速度的大幅提高更与商业发展互促互进。依汉制，无论是实业家还是批发商，亦无论是小店主还是大富商，都可以在公共领域，甚至是军事领域经商。在汉时，长安和洛阳都已有很多很大的集贸市场，且均配建有两层楼阁作为官员的办公地点，负责征税、批准买卖契约、维持市场秩序、按月制定商品标准价格等市场管理工作，民商法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图四：汉拓片车马出行图
在古代中国初兴的商业世界，“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经商毫无疑问是速度最快、手段最多、渠道最广的求富途径。然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现象也招致了不少批评。韩非子视商人为“邦之蠹也”，说他们依仗雄厚的财力，生活上“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政治上“交通王侯，力过吏势”，无视国家礼制和法度，贻害无穷。更严重的是，那时的很多商人为了求富，巴不得把一切都商业化，促成了许多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的畸形现象的涌现。田叔盗墓挖坟，桓发放赌博戏，无盐放高利贷等等，均属此例。
图五：韩非子
及至东汉，商业发展中的问题愈加突出，王符在《潜夫论•浮侈》中描述道：“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伪巧，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 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其时商人群体鱼龙混杂、商业活动百弊丛生的乱象。
图六：王符
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管仲、子产、李悝、孟子、荀子等思想家、法学家、政治家，都针对社会发展的实际，从不同角度对规制商业活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管仲在“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思想的指导下，在齐国大力推行和发展工商、渔盐、冶铁等行业，并实行按土地的产量分等征赋的经济改革。荀子更是集前人之大成，提出了轻税、薄赋、减征的政策以调整国家与百姓的利益。他论述道，“王者之法，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田野什一，关市几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相地而衰征，理道之远近而致贡，通流财务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四海之内若一家，故近者不隐其能，远者不疾劳苦，虽幽闲隐僻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虽然上述学者的生活年代仅处于我国商业发展的最初阶段，但他们的思想观点已在源头上奠定了我国民商法律的坚实基础。
然而，从殷商到两汉的几百年间，虽然我国民商法律的萌芽早已破土并悄然生长，但它的体系仍未完整，手段亦不成熟，在实践中依旧无力规制人们日益膨胀的逐利欲望，甚至在思想上也未能得到学者与君王的接纳与重视。太史公在《货殖列传》中论述道：“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脍炙人口的最后一句话可以这样理解：对待民众的普遍行为和形成的社会现象，最好的办法是顺其自然地发展，其次是引导他们，再次是教育他们，而后才是制定法规加以约束，最下等的办法是和他们争利。在这里，“整齐”规制市场秩序的法律规范在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中被置于了次末位，虽非最末，但也足以让人喟叹不已。
图八：司马迁
溯史言商，法亦昭彰。虽然从商周到当代，商业活动的内容已大有不同，经济发展的模式亦不可同日而语，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民商法作为一种随社会经济发展而出现并逐步完善的秩序规则，始终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承担着汰劣留良的任务。太史公在记述中对法制如此小觑，或许是受时局所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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