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慈恩：她很用心的一点，她并没有直接告诉我安乐死这件事情。而是首先让我看到她的痛苦，按理说她应该每天都要吃一种激素（可能有大麻成分，止痛效果非常强）。但是她在我去陪她之后，她拒绝吃药，就是为了让我看到她有多疼，从而使得我不得不去做这个决定。

当时，我只是想把这件事情作为自己最后且必须为她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对我来说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即使当时的我知道后果是怎样的，我依然也会去做这件事情。如果现在让我遇到，我或许会想很多、做很多铺垫，但最终我还是会做这个决定。我就是这样的人，只会做我认为对的事情，无论我会付出怎样的代价，但结果依然不会改变的。

纪慈恩：她父母很早就离婚，不要她了，她十几年都没见过父母。她是由奶奶抚养长大，但是奶奶在她上大一的时候就去世了，她是作为交换生去的荷兰。

荷兰认可的是事实关系，即使有血缘关系，但你们常年不生活在一起，也不会受到法律认可。所以在事实上，在她的事实关系中，我是最亲的人。

纪慈恩：当我在签署安乐死同意书的时候，医生万万没有想到是一个19岁的小女孩来做这件事情。因为医生知道这件事情会对签署人造成一定的伤害，他面对更多的人都是年长者。

医生问我，有没有想过将来的后果。当时我说我没有想过，但是这个字我必须要签。我以为别人会理解我，因为我是替她的家人承担责任，但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大家对我只有谴责。

纪慈恩：追悼会上，其他的朋友都说：“她不应该这么快走的，是你杀了她。”大家都说是我杀了她。当时的我觉得这个世界，因为一个人去世，全部都坍塌了。不仅仅是因为她的离开，而且你另外一个最好的朋友，选择了背叛你。

我从小就是一个把友谊看得很重要的人（现在也是），所以那个时候除了她的离开，更重要的是从小在我心里的信念、对友谊的根基、深信不疑的东西，一下子全部破灭了。一个人的信念破灭时，是很容易摧毁的。当时我心里想，我付出那么多的感情，结果……

所以，后来我写过一句话：有些人走了，但她在我心里还活着；有些人活着，但在我心里已经死了。

纪慈恩：我刚从阿姆斯特丹回来的那几天，我每天都在哭。用医生的话说，这是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后的正常反应，没问题的。

后来，有人问我：“按理说她应该会多活一段时间，为什么会死得这么快？”然后就有人质疑，当大家都知道是我签署安乐死协议书后，大家都开始指责我。

她的去世，对于19岁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然而我又是一个亲眼目睹她的死亡，而且还是由我去结束她的生命，我身上的承受能力仅仅剩下一点点。其实，当时的我，并不需要所有人都指责我、攻击我，只要有那么一两个，就足够把我“放倒”。

当然，这个事情并没有因果关系，不是因为她去世而导致，也不是因为别人指责我而导致的结果。当我回国的时候，我身上的能量已经所剩无几、很微小的一点，如果说回国后环境是温暖的、有爱的，或许会好一些。当时只要有一个人来说我，我身上所仅剩的一点点力量就会消失，瞬间我就会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辩解。所以，这是所有的事情所积压下来的。

其实，是她不愿意回国的。

纪慈恩：回国的前两三个月，我的父母认为我不爱说话是正常的，因为我受了这么大的创伤。但是在那之后，我妈妈觉得我不对劲了，就带我去看病。但是，我一直都不知道自己得病了，这一点我父母做的很好，直到我康复之前，我都不知道自己有病的。

你知道自己心里有障碍，和别人认定你有病是有着很大的差距。当时的我知道自己不说话不好、不对，但是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我只能这样子。如果当时有人给我说，我得了什么病的话，我估计很难走出来。

所以，这点我很感激我的父母，他们是非常通情达理的父母。他们没有逼我好起来，而是任由我释放自己。或许是心理医生教他们的吧，但作为父母，这是很难狠下心来这样做的。

纪慈恩：我自闭差不多11个月。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每天都不说话、不上网，只看书。就一个人待着，其实我当时很享受。我当时想的是，虽然我也知道自己这样不好，但是我就想这样待着，过一天算一天，直到哪天必须要出门的时候再说。

至少，这样不会给我带来伤害。

纪慈恩：是我的心理医生让我去孤儿院的。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孤儿院是什么地方，也根本不会想到孤儿院会治愈我。

我的心理医生其实是她的最好朋友，是北师大心理学的。后来，心理医生告诉我，是她在去世之前把我委托给她的，因为她想或许这件事情会给我带来伤害，但是却没想到带来了这么大的伤害，所以希望她来帮助我、治愈我。

纪慈恩：当心理医生看到我的状况后，问导师，像我这样的情况，有没有什么办法？心理医生的导师说，曾经有一起案例，遇到这样的创伤后，把病人带到特殊的地方，比如：养老院、孤儿院等地方，让环境去打开病人。但是这个很有风险，病人有可能会好起来，也有可能在看到类似的场景（被遗弃的孩子时候）病情会更加严重。如果是后者，那么，医生都不会好起来了。这两种情况是对半的。

心理医生琢磨了好久之后，才和我妈妈说，当时我妈妈不同意。因为妈妈觉得孤儿院折中特殊场景会更加严重地刺激到我，所以不同意。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妈妈认为我当时的情况已经更坏了，反正我继续待着也就是那个样子。那么就赌一把！所以就来到北京，就去了孤儿院。

纪慈恩：我来到孤儿院是一个打开自己的开端，至少让我愿意走向外面的世界，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我之所以在孤儿院这么快就打开，是因为在孤儿院没有人说我、没有人看不起我。那个时候的我是非常的自卑，但是来到孤儿院后发现，我和那些孩子一样都是弱者，我们都是同样的遭遇。所以在孤儿院我能够找到共鸣，这也是后来为什么孤儿院的孩子和我关系好的原因，因为我当时就是那样的情况。在孤儿院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就像找到了避风港一样。

纪慈恩：当我去了一段时间孤儿院后，我的心理医生就要求我去她的办公室做心理辅导，把心理问题全部解决。

然而，打开自己是一回事，解决心理问题又是另一回事。就像出了一场车祸一样，在出车祸的当时或许不是最疼的时候，最疼的时候是处理伤口的时候。

如果现在让我再来一次，我真的不敢，因为实在是太痛苦了。

纪慈恩：刚开始的时候，我每天都把自己撞得头破血流。说到痛苦的时候，我就撞暖气管、桌子等，每天都缠着纱布。

我痊愈后，有看自己的录像，第一次的时候，完全听不清我说的什么，全部都是在哭，但我当时的确知道自己在说，前三四次都是如此。接下来，慢慢地能够听清说的什么，心理医生也能够知道我在说什么了，也开始进行记录。后来，一次比一次好，直到最后一次，也就是5个月后。

纪慈恩：是家庭的影响。在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便告诉我的心理医生我不想去了。她叫住我说：“作为医生我是不能强迫你的，但是作为朋友，我认为这是你最佳的治疗时间，除非你保证一辈子都不能碰到关于死亡和离别的事情。如果你将来再碰到的话，你也会和今天一样，也会无法面对，那个时候你再想着去治愈自己，会比现在困难一百倍。我可以允许你回家想一想，但是你一定要好好想一想，今天我把你当作一个责任治疗你，也是我为她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我不仅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我自己。”

但是，当时我并没有听进心里去。回到家后，发生了一件事情。

那段时间（大冬天），我姥姥每天都爬六层楼来看我，风雨无阻，没有一天间断过。有一天，姥姥摔了一跤，家人以为我不知道，但我却看到了这一幕。当时我问自己，一边哭一边问（这是我自闭以来第一次哭）：“我只能这样吗？只能像现在的状况这样吗？真的要因为你，让整个家庭（包括年迈的姥姥）一辈子就为你这样下去吗？妈妈也为了你头发也白了许多，你真的要这样吗？”

于是，我就含着泪给我的心理医生发了一条短信。大概意思就是说：“好吧！我按照你的意思去做，我一定要好起来。”

纪慈恩：我真正康复是两年后的事情了。第一年，我的完全封闭的；第二年前两个月是在孤儿院，后五个月在孤儿院+心理医院，就这样过了一年半。在心理医生认为我复述已经没有问题之后，有两个月她依然会约我聊天，只是场景没有选择在医院，也没有对我进行心理疏导。当她认为我真正没有问题的时候，差不多快两年了。

纪慈恩：当时拿着所有病例去做鉴定，做完后，医生说：“啊！你真是奇迹啊！”因为他认为像我这样的病，两年的时间是不可能康复到这样的地步。

当时，我的心里觉得特别的嘲讽，出来后便大哭一场。因为觉得心里委屈，心里想：什么叫奇迹？这是我付出血的代价。从最初的情况走到今天，是我硬着头皮走过来的。说个比较轻松的例子就是，当时就像你在一家公司干了两年之后，你能拿到一笔巨款，但到了一年半的时候你已经忍无可忍了，觉得必须要辞职，但是你为了这笔巨款硬耗着。每天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难题，但是为了巨款，要一天一天地去忍受。这就是我当时的情况，就这样一天一天熬过来的。

纪慈恩：最初是看了心理医生，听家人的话而去的，家人只是为了让我看一看。但是第二次是我自愿的，周围的人不赞同，我父母并不同意。

纪慈恩：我一进孤儿院就看到了她（此时的慈恩，眼神很柔软，充满着温情），然后就喜欢上她，没有原因。那个时候或许是母性爆发，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她，或许这就是上辈子我和她有渊源吧！

后来获知，开晨还有个养母，把她养到5岁，直到实在养不起了才送过来的。开晨的养母和我家其实是一个地方，而且我们老家的房子就在她们家对面，她儿子就在我姥爷所在的学校上班。开晨养母比我更爱开晨，她把开晨送过来后，一直到现在都很内疚，觉得是自己放弃了开晨。但是她忘记了一点，其实她对开晨本身是没有责任的。她捡到开晨的时候，开晨才3个月大，一直养到5岁。这5年来，她不让自己的儿子结婚，因为觉得儿子结婚就会影响到她照顾开晨，所以她儿子直到35岁才结婚。她们家之前还有个小卖部，生意还挺好的，后来都卖掉给开晨治病，也将股票都卖掉了，最后实在没有钱了才把开晨送到孤儿院。

纪慈恩：我陪伴开晨五六年，我觉得整个陪伴开晨的过程中，然我真正理解“爱”这个字。当时我一直认为收养开晨是最好的选择，后来发现，我并没有办法给她正常的生活。因为她有病、年龄大、语言功能比较差（由于食道气管漏而造成的影响），直到后来我帮她寻觅家庭，最后找到了一个我认为对她来说最好的归宿。

爱是什么？是帮助一个人追寻她的幸福，而不是你以为的幸福。所以，在陪伴开晨的过程中我认识到爱不局限于自我层面，并没有太多你的或者我的这种概念，这是一种真正的大爱。是开晨让我明白了很多，尽管她只是一个看似弱小的孩子。

我拥有的是心灵自由，比如我不想在北京待了，我动这个念头是在7月份，我说走就会走。我的老板不会控制我，我的人际关系对我而言，今天可以有，明天也可以没有，有和没有对我而言，已经没有致命的影响。我也很少会为了生活中的琐事去烦恼，比如：工作不顺、人际关系不好等等。任何事情都不能牵绊我，我也不需要归属感，我认为人之所以想要归属感，是因为自己不能给自己归属感，所以才不断向外所求归属感。

纪慈恩：很多的事情出乎我对孩子的定义，以前我们都认为孩子是最纯真、最没心机的，不是这样的，这完全得取决于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在孤儿院的孩子就像一个成年人，只是知道的事情没有我们多而已，他们比同龄孩子更早熟，他们更善于观察。

对我触动最大的事情是，一个我陪伴三年的小男孩，他看得出我很喜欢开晨。我记得他第一次叫我开晨姐姐，是因为他观察到我对开晨很好，然后大家都叫我开晨姐姐。有一次开晨在做手术，我去看她，有两个小孩一直哭着要我抱。结果小男孩跑过去教育那其中一个小孩说：“你哭什么哭呀？这是开晨的姐姐，只有开晨不在的时候，姐姐才会抱你。”当时我很惊讶，一个三岁的孩子会说出这样的话，然后他对我说：“你只要在开晨不在的时候，最喜欢我就好了。”当时我特别地心酸不已，因为他是在选择一种退而求其次的爱。

还有一次，有个小孩抢开晨的玩具，那个小男孩就去打那个抢玩具的小孩。其他阿姨问他为什么打人，他说因为那个孩子抢开晨的玩具，然后我注意到，他走到近一点的地方看到我了，继续说：“因为我要保护开晨！”对于他来说，认为只有对开晨好一点，我才能把我的爱分给他，当时我特别难过。

在他即将要走的时候，我最后一次去看他，故意营造一种轻松气氛，邀请他一起拍张合照。结果他大哭起来，他特别不情愿，因为他不想成为最后一次。但是他又知道，长期在孤儿院他得不到他想要的，只有家庭才能给他所想要的。平时的他很调皮，我领着他去洗手间都会用水泼我。但是在那天我陪他去洗手间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就站在这吧，里面臭。”然后坐在马桶上，特别深情地看着我说：“我去了美国以后，我会想你的。”这个场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纪慈恩：普通老人，尤其是在养老院的老人，面对年轻人和同龄者，他们不会直接承认自己“需要帮助”，他们表面的言辞和内心真实的感受是有很大差距的。所以对于老人，需要我们去观察和探索他们的需求。尤其是对于比较有文化的老人，他们觉得自己是长者，很少愿意去承认自己的无能。临终老人则不然，他们知道自己时日已不多，他们不会再带有面具，他们更愿意把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别人，或更多的是愿意把自己的想法与智慧（至少老人自己认为他们的人生经验队年轻人和晚辈来说是一笔财富）留在这个世界，如果现在不说，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多数老人都想过自己的死亡，但也只是一个念头，死亡那似乎是别人的事，他们还是不那么愿意直面这个话题，而临终老人已经将死亡看得透彻，他们已经经历过从否认死亡到痛苦死亡再到平静死亡的这个过程，已把死亡看的非常渺小了。

普通老人虽然年迈已高，但他们还仍然在为生活的琐事而忧愁，他们还沉浸在正常的生活中，而临终的老人已不再关心今天吃什么，孙子好不好，他们更专注于自己的精神世界和思考很多事情。

普通老人，尤其是高龄老人已慢慢“想通”，开始享受生活，追求生命的质量，愿意花更多的钱为享受，而临终老人逐渐地开始慢慢思考人生的意义，自己的一生是否是有价值的等。

纪慈恩：通过临终服务让我知道了人临终时有两个困惑：一个是这辈子干过什么，需要去弥补？第二个是这辈子还没有干过什么。比如：我干过坏事，我在临终前应该怎样去弥补？我没有干过什么，我又该怎样去弥补？因为我很早就接触到，所以我现在所做的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困惑在我身上发生。因此我现在一直在做我想做能做到的事情，所以任何时候死亡到来，我都不会惧怕。

人之所以会害怕恐惧，我认为是因为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价值。然而所谓的价值，并不是一定要去做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按照自己的所想去做。很多人问我，会不会一辈子做公益，但我不知道未来的事情，我只能说目前会做公益，或许将来还会去做其他的。我现在想去做一辈子的公益，因为我有很好的根源，从20岁就开始做公益，如果说我做到了70岁的话，我可能是中国从事志愿者工作最长的人，我会认为这是我人生的荣耀。

纪慈恩：我是做过大量调研，90%的先天疾病都是可以在产检中看到的。而在现有的弃婴里面，差不多有100万的弃婴（不完全统计），85%左右都是弃婴（在这里面，90%都是有病的，然而这样的病90%都可以在产检中看到）。这就等同于产检是能够减少新生儿缺陷的因素（但不是唯一的）。

农村的妇女没有产检意识的，也是当地产检设备不完善。所以我想发起个公益项目去解决产检问题，如何解决？他们不去产检主要是经济原因，我想让其形成一个链条，跟公立医院合作。

我做过调研，3个产妇产检的利润，可以支持一个农村地区的基础产检。我们现在很多的产检都是没有必要的，基础产检大概是1000元左右。其他三个地区的产妇去支持一个农村产妇的产检，所以我需要有医院背景的合伙人，如果可以形成链条，那这个计划就是一直都在转的。如果我们跟十家医院与农村地区形成链条的话，这样就数量就很大了，帮助的人就多了。还有就是一对一结缘，比如有些城市的孕妇，有一定经济能力，也想做这样的事情。我相信是会有很多这样的人，首先在经济上去支援她，然后再精神上去帮助她。

在我的项目里重要一个是宣讲活动，大概分为三方面：产检的重要性、遗弃并非唯一选择、告诉他们把孩子扔掉后，孩子会过什么样的生活。我想去拍个剧，用剧的形式去形成理解，然后去做纯语言的宣讲。只要解决经济问题，然后让其有意识认识到这个问题，这样才能认识到孕期的健康问题。最终达到减少新生活的缺陷的目的。

我做这个项目的终极目标是免费为农村地区做产检，形成国家的制度，解决大部分问题。我现在做的只是在救一个算一个，想要大面积形成作用的话，只能是形成国家制度。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这个事情是现在NGO的空白，这也是未来我很想做的事情，我永远认为预防比救助更重要。

纪慈恩：是礼物吧！是老天爷非常处心积虑地送给我的礼物，他并没有直接给我礼物。而是通过一件事情，让我慢慢拥有现在的智慧。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虽然过程比较煎熬，但一切都是值得的。

另外，这件事情还让我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干什么。之前是父母给我们营造了一个虚假的世界，世界是美好的、每个人都爱你，只要你努力就能拥有美好的未来。父母很少会告诉我们世界的黑暗是什么，所以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享受美好和阳光的。

真是这样吗？不是！这只是父母给了我们错误的观念，所以导致我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认为这是巨大的灾难。但实际上去经历苦难、去面对苦难、去修复苦难本来就是人必经的一条路。因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和你签署合同说，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享受，苦难和快乐是同时都要去经历的。只是我们的父母以为是为了我们好，所以我不会告诉福利院孩子假的事情，就是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他们，因为孩子不知道幸福是快乐的、痛苦是悲伤的，一旦你告诉孩子世界是美好的，所以一旦世界和我们所说的不一样的时候，他们就会很难接受。

所以要说这件事情到底对我来说是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只是让我清醒地知道真实的世界就是这样。其实这件事情，别人会形容成苦难，我自己认为这件事情是一个警钟，让我清醒、深刻地知道到，人生就是这样。不是对谁不公，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只是每个人经历的不同。有的人是先苦后甜、有的人是先甜后苦，我觉得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巨大的事情。而我幸运的是比较早的遇到这件事，20岁遇到这件事情比40岁遇到较好，20岁还年轻，还可以重新再来。如果年轻再大的话，说不定还不能重新再来。所以，我顶多是先苦后甜而已。

我过去会说这件事情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苦难，但是现在最多会说这是一个坎。我当然已经迈过去这个坎！

纪慈恩：我今年有回去阿姆斯特丹，回到她去世的那家医院，找到她去世的那个病房、我们一起走过的地方，还有去找到当初问我会不会后悔的医生。这样做，我主要是想证明自己到底有没有彻底放下，我觉得在北京，我认为自己放下了，但我觉得只有情景再现的时候，才能真正确定。

第二次去的感受完全不一样，但我又很难说出来那是一种怎样的感受。我更形容这次的荷兰之旅是去交一份答卷，对于这件事情画一个完美句号。

之前医生问我会不会后悔，我当时回答我不知道。但我现在可以很坚定地告诉他，我不会，即使再重新来一次我依然会做这样的决定。人的生命是不可以被计划的，我没有目标，我无法去计划将来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