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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需要什么样的改革?——从一起“死亡威胁”说起

李北方 行走与歌唱 2018-09-29

在青岛主持完上合峰会后,领路人开始了在山东的考察。昨天(13日),他去了万华烟台工业园,听取汇报后很高兴,在讲话中说道:

谁说国企搞不好?要搞好就一定要改革,抱残守缺不行,改革能成功,就能变成现代企业。希望大家再接再厉,一鼓作气,一气呵成,一以贯之,朝着你们既定的目标奋勇直前。

“谁说国企搞不好?”这个理直气壮的反诘,针对的无疑是那些变着花样唱衰国企的声音。

有些人,看到搞得不好的国企,他就说国企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看到搞得好的国企,他就说与民争利,扰乱市场。总之,这些人的结论是不变的,国企要“改革”,要在所有制上改革,也就是要私有化。

说到底,就一句话,要国企死。

这不是个经济问题,不是个管理问题,而是政治立场的问题。对于这种声音,就是要立场鲜明地斗争。

但是,捍卫国企,捍卫国有经济,不能变成无条件的袒护。领路人讲的好,“要搞好就一定要改革,抱残守缺不行”。

我写过若干关于国企的文章,由于斗争的现实需要,内容基本都集中在为国企辩护上,立足于辨析所有制不是企业搞得好不好的原因。我在那些文字中没有就国企需要什么样的改革展开论述,并不意味着我不认为国企需要改革,我只是没来得及说而已。

蹭一下领路人的热点,今天就谈谈国企需要什么样的改革。

从一个真实的故事说起吧。

我的一个同学,毕业后进了一家大央企,干得还不错,十几年后,当上了该央企下属的一个三级还是四级公司的一把手,管着一百多人。

有一次我们一块吃饭,他抱怨国企这不好那不好。我说你就是国企的,还是个小领导,你凭什么抱怨?

他说你们这些耍笔杆子的就会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知道国企多特么烦人么?然后,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他手下有一个大姐,也没有很大,40多岁,平时高兴就来上班,不高兴就不来,连假都不请。这搞得他很为难,就找她谈,说要不你开个病假条,请个病假什么的行不行?

这大姐没接茬,只是说,唉,最近心情特别不好,老是想到楼顶天台上转悠转悠。

他一听这么说,赶紧闭嘴了,得,你老人家爱怎么地怎么地吧,我管不了,也不管了。

说实话,聊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完全没有跟上思路,因为他复述的对话太玄了,好像俩禅宗大师在聊天。

好在我不耻下问:她,什么意思?上天台转悠,她干嘛,要跳楼?她又不是真要跳,她想上去让她上呗,吓唬谁呢……

我这哥们儿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挤兑我的机会,一拍桌子:你懂个屁?是,她肯定不跳,但她往天台边上一站,过五分钟下面就有人围观,然后就有人打电话报警,警察消防都得来吧?用不了十分钟,我领导就得给我打电话,领导才不管什么原因,就问一个问题,你怎么管的?能不能干,不能干换人。我操你说我怎么弄?换你你怎么弄?

这一顿抢白,当时还真把我弄得有点儿蒙,赶紧转移话题,喝酒喝酒。

现实真的是精彩纷呈,什么事儿都有,像这样的鲜活故事,闷在屋里看书写字,当故事编都编不出来。这个事儿,当然不能算真的死亡威胁了,那为什么我打了个引号放在标题里了呢?我学坏了呗,标题党了呗。

其实呢,我当时也不是真的词穷,我有很多可以说的,但场合不对氛围不对,我要是说了,除了遭到更猛烈的嘲讽,没有其他可能。所以,喝酒吃菜了。

在这里,在文字中,我们就可以讨论一下这个事情了。

那位大姐,无疑属于“刁民”之一。我们首先要问的是,她为什么敢如此大胆,视公司的管理规章如无物,连公司领导也拿她无可奈何?

注意哦,咱先说清楚,这大姐的行为跟“造反精神”没有一毛钱关系,跟反对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没有一毛钱关系。谁要是往这上头扯,我一砖头就砸过去了。

只有国企才能有这样的员工了。我们都知道,今天的国企已经跟过去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在用工上,已经变得“灵活”多了。所谓“灵活”,就是可以随时让你进来,也随时可以让你走人。通过使用劳务派遣等方式,国企实现了这种“灵活”。

但国企里面,还是有一部分人端着“铁饭碗”,有编制。对这些职工,企业没有办法将其解雇的,充其量只能转岗。

回溯到改革前,所有国企职工都是端“铁饭碗”的,工作岗位终身制,上班的时候从企业领工资,退休了企业管养老,一切福利都由企业提供。

在社会主义情怀较深的人那里,这是国企最大的优点,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拥有崇高地位的体现。因为企业领导不能随意解雇工人,所以工人不需要怕领导,就敢于给领导提意见,而领导必须倾听工人的意见,这样有利于管理民主化的实现。

一些左翼从另一个角度批判国企的蜕变,随着越来越多地使用派遣工,国企的用工方式已经变成资本主义式的了,社会主义色彩差不多快没有了。

我本人,以及行走与歌唱的读者们,无疑大体上是赞同这些说法的。

可是,上述的那位大姐给了我们一个巨大的挑战,怎么面对这种端着“铁饭碗”耍无赖的现象?

如果在私营企业工作,那位大姐是绝对不敢那么嚣张的。无故旷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样的人早就被开掉了。而且要我说,也应该开掉。可是,她在国企上班,是“铁饭碗”,所以单位拿她毫无办法。

这样的“刁民”,简直就是国企的bug,坐实了右派关于国企效率低下,管理不善的指控。如果一个国企有一两个这种人,企业的风气就完蛋了,就不可能搞好。

资本家的看法,有一定道理,可参考


而解决这种人,私有化还真的就是个好办法,私企老板的一顿鞭子,什么毛病都治好了。

当然了,这是气话。私有化不应该是国企改革的方向,“铁饭碗”是国企的制度优势,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在不动摇这些前提的情况下,使得国企的管理水平得到提高,人心拧成一股绳,在市场经济中劈风斩浪。

我们要回到社会主义企业制度设计的初衷来思考:一方面,是党的领导,另一方面,是职工对企业领导(包括党组织)的监督,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党组织要切实起到领导和教育职工的作用,职工对党组织和领导的监督,需要建立在不断学习和自我革命的基础上。

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而且是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每一个企业,每一个集体,都内在地包含着一个始终不间断的政治进程。

这个所谓的政治进程的现实体现,说白了就是不停地开会,公开讨论,批评和自我批评。“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这不是说着玩儿的,是真的。

所以,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管理要想搞得好,管理成本其实也蛮高的。白天干活,晚上开会,累啊。

当这个政治进程被打断(即所谓改革),两个方面都会出现问题。左翼关注和批判得较多的,是国企领导变质了,比如滋生了官僚习气,作威作福,把国企当成自家的地盘;较少关注的是,国企的劳动者也会变质,比如消极怠工,比如把企业的东西往家里搬。

现如今的国企,在管理上便存在着这两方面的问题。

如何解决呢?或者说,国企应该如何改革呢?我的回答是,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不是改过来,而是改回去。

就上述事例而言,我那同学也很憋屈。那么,他可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说来也简单,开大会,把那个大姐的问题拿到台面上来说,孰是孰非,辩个清楚说个明白。她的行为在其他人看来也是不对的,对其不满者说不定很多,在大家的压力下,犯错者不得不承认错误,改正错误。

但这么做的同时,要准备好承受冲击,他作为领导也要被员工指指点点,哪里做的不对、不好,也会被批评。反正没有失业的风险,国企职工哪能忍着被领导单方面批评呢?

如果这种情况得以实现,那么对双方面都是一个洗洗澡、出出汗的过程。出完汗之后,浑身舒畅,都会得到进步。如果这个方式保持下去,那么整个企业的风气就会扭转,慢慢地向好。

可是,这不可能。首先,我同学没有这个理论能力,我讲的这番道理他根本不懂,也没兴趣去学,更不要说实践了;其次,退一步说,就算他弄懂了,也去实践了,那么他的领导也不干,你要干啥?今天跟你的下属批评与自我批评,明天是不是要跟我批评与自我批评?你咋不上天呢?

总之,国企有问题,有需要改革的地方,尤其是管理上。怎么改,才是关键。灵丹妙药摆在那里,就是没人用。搞来搞去,一定还是得弄些邪门歪道回来,应付上面的改革要求。

本文的题目写的很大,结果只谈了很小的一个点,微信文章不宜写的太长,其他想法留到日后再说吧。

讲句题外话,我这位同学现在不用为管理不了下属烦恼了,因为他离开央企,被一个外企搞去当总经理了。

我觉得挺好,他现在肯定挣钱更多了,我很高兴,因为他当年许了愿,要送我一辆车,快20年了还没兑现。说了送车,但没说送啥车,他发财了,我的车也会好一点儿,所以我希望他发财。

回头想想,年轻的时候还是目光太短浅了,当时为什么没有引诱他吹个更大的牛逼,比如送我一栋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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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土地上长大、生活、行走,与她骨肉相连。有一天还会归于她。就这样,我要在她的怀里一路行走,一路歌唱,没有青春,没有衰老。

我的生命上连高天,下接厚土,于行走中,便获得了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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