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经济动能的特殊性:浙江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因(兼与江苏对比)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元淦恭说 Author 元淦恭



作者:元淦恭

来源:元淦恭说(ID:yuangg173)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对浙江来说既是金字招牌,又是重大政治责任。聚力“练好内功”“区域均衡”“做大蛋糕”,浙江如何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例?

 
日前,最高决策层确定浙江成为“共同富裕示范区”。
 
回溯中国的历史长河,“均富”一直被视为重要的社会理想。而当人们讨论当代中国时,也会清晰了解“共同富裕”四个字背后的意涵——邓公曾亲自定义,“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人们能够很容易地读懂这个“示范区”不同寻常的意义。相较于城市级别的试验,省的范围更大,在全国范围内的可复制性也更强,浙江成为“共同富裕示范区”,从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它成为了中国制度和道路的“模范省”。

浙江有多富?

就经济总量而言,浙江在全国各省中排第四,次于广东、江苏、山东。就人均GDP而言,浙江在全国各省(市/区)中排第六,少于京津沪三个直辖市和苏、闽两省。然而,藏富于民的浙江有诸多指标,远比GDP更亮眼。
 
2020年,浙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2397元,仅次于上海(72232元)和北京(69434元),高居全国所有省(市、区)第三。是所有的省区(不含直辖市)中唯一一个超过50000元的。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2699元,同样仅次于上海(76437元)和北京(75603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930元,仅次于上海(34911元),高居全国第二,比北京农民的30126元还要高。

须知,浙江的统计口径包括了衢州、丽水等偏远市县的山区,能达到这样的成绩,更是殊为不易。
 
即使和声名在外的富裕省江苏相比,浙江的各项指标优势仍然显著,浙江的居民人均收入是江苏的1.21倍,城镇居民收入是江苏的1.18倍,农村居民收入是江苏的1.32倍。
 
显然,浙江能够成为“共同富裕示范区”,最根本的原因是它在“共同富裕”上的基础足够好,能够给全国“打样”。有的人觉得浙江虽然富,但是贫富差距太大了所以需要“共同富裕”,显然是一种误读。
 
但是,当人们提到哪个省是全国最均衡发展的省份,往往还是有人会想到江苏,而不是浙江。原因也很简单——江苏是唯一一个全省所有省辖市都位列全国城市GDP前一百的省份。他们也时常会觉得,虽然浙江整体比江苏富,但浙江是不是没有江苏均衡呢?
 
但当我们看下面一组数据,才会发现这种其实也是错觉。



无论是全省范围内的城乡差距,还是省内各个城市之间的人均GDP和收入差距,浙江都要明显低于江苏。
 
江浙两省共24个城市,人均居民收入前十的城市中,浙江7个,江苏3个。人均居民收入后十的城市中,浙江2个,江苏8个。
 
浙江最穷的丽水市,是江浙两省中人均GDP最低的一个城市(61419元),但其人均居民收入37744元,城镇居民收入48532元,农村居民收入23637元。分别排在江浙24市的第19位、18位和20位。而比丽水相应指标低的城市,全部是江苏城市。
 
在浙江,年人均居民收入低于50000元的,只有衢州、丽水两个城市,换言之11个市里面有9个城市年人均居民收入超过了50000元。

而在江苏,年人均收入超过50000元的只有苏州、南京、无锡、常州四个城市,13个城市里有9个没有迈入年人均收入5万的门槛。浙江9城超5万,江苏9城不达5万,这个数字就很说明问题了。

均衡不等于平均

人们不禁要问,“苏大强”不是每个市都很强吗,怎么会比浙江差这么多?
 
的确,2020年江苏GDP最高的苏州,其经济总量是GDP总量最低的宿迁的6.18倍,但浙江杭州的GDP是舟山的10.66倍。从总量上看,江苏省各个城市是比浙江更平均的。
 
但正如前面有一张图反映的,浙江人均GDP最高的杭州市,其人均GDP只是最低的丽水市的2.2倍。但在江苏,无锡的人均值是宿迁的2.53倍。换言之,杭州和丽水的差距小于无锡和宿迁的差距。
 
历史上,苏南和苏北差距很大。但时至今日,苏南和苏北在地理条件上的差距已经比较小了。过去,苏北地处黄泛区,而今经过多年的治淮和兴修水利,苏北的自然条件大为改善。江苏是全国平原和水面占比最高的省份,而苏北也是一马平川。
 
反观浙江,北部的杭嘉湖平原和“七山一水一分田”的中南部山区,自然条件和发展基础的差距都很大。在浙江,最富城市和最穷城市之间的人均GDP之差甚至小于江苏,更殊为不易。
 
在讨论区域经济的时候,许多人往往把“均衡”和“平均”混为一谈。所谓“均衡”,是指不同规模、不同线级的城市和地区,整体上发展水平比较接近,人均GDP的差距较小,人多的地方GDP总量就大,人少的地方GDP总量就小,这是符合“均衡”要求的。
 
而“平均”则不然,它是指不同地域之间总量的相对接近。在一个省之内,不同的市总量比较平均,在一市之内,不同的县域总量比较平均,但由于不同市、县人口规模不同,这种平均,并不能敉平不同区域人均GDP的差距。在一市内部的“平均”,还容易造成城市中心城区的能级偏低。
 
我们即以江浙两省最具代表性的苏州、杭州两市为例,就能够很直观地感受到这一点。
 


苏州由市辖区和四个工业化县级市组成,杭州由市辖区和三个农村人口占比较高的山区县(市)组成。但苏州市辖区无论GDP和常住人口,都远远少于杭州市辖区。换言之,杭州的中心城区比苏州的中心城区实力更强,能级更高。

以往,很多人说每个县市都很强,这不是苏州经济的优势吗?这话当然有道理,但不尽然。

县级市当然也可以有很高的GDP,有很多龙头企业,但由于县级市在经济体量、人口规模和行政层级上的天花板,县级市只能作为生产基地,很难成为重要的商业和资源配置中心。只有足够大的中心城区,才能够承载更大规模的社会分工,产生更多的创新赛道。

为什么苏州GDP比杭州高出四分之一,但苏州经济的创新动能似乎还是不如杭州?很重要的原因是苏州的中心城区不够强。

苏州在电子、纺织、化工、冶金甚至新兴的生物制药等领域,都在全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由于核心区的能级比较有限,服务业占比相对较低,能提供的高薪就业机会就比较少。
 

上图是2020年苏州、杭州两市各区县的人均居民收入(杭州为2021年行政区划调整前的区划)。苏州虽然全市人均居民收入(62582元)比杭州(61879元)略高,但主要原因是苏州没有山区县市。

苏州城镇化率最低的太仓,城镇化率为70.61%,而杭州的富阳、临安、桐庐、建德、淳安的城镇化率都低于此,临安、建德、淳安的城镇化率低于60%。
 
再来看苏杭两市城区的对比。虽然苏州工业园区的人均居民收入高达79730元,为江浙两省收入最高的区(县/市),但苏州园区人口仅为113.39万人,只占苏州市区人口约六分之一。苏州其他各区(市)的人均居民收入都在6.6万元以下。

杭州方面,西湖、原上城、原下城、原拱墅、原江干、滨江六个区的人均居民收入都在6.8万元以上,其中西湖、原下城、原江干和滨江区的人均居民收入都在7万元以上。杭州仅人均居民收入超过6.8万的区,人口达到了406万。

萧山区、余杭区虽然城镇化率相对较低,人均居民收入在6万-6.5万之间,但萧山钱江世纪城、余杭未来科技城亦是杭州最核心的高端产业集聚地。
 
总之,杭州整体收入水平较高的核心区,其经济体量和覆盖人口都明显超过苏州。
 
除了官方统计以外,来自第三方的数据亦可作证杭州的人才吸引力。智联招聘和泽平宏观合作研究的“2021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显示,杭州的人才吸引力在全国各城市中仅次于北京,高居第二。

该报告分析称,人才流入杭州主要是因为产业发展迅速,尤其是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电商行业发展较快。由此,杭州薪酬也较有吸引力,在十个重点城市中位列第四,仅次于京沪深,高于广州。
 
一个高效的、有集聚效应的强劲中心城区,正是杭州形成巨大城市能级的核心要素。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杭州市过去10年人口净增323.56万,比苏州市(228.84万)多出近100万,增幅为37.19%,是苏州(21.88%)的1.7倍。
 

浙江何以能?

回溯东南沿海三大明星省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表现,浙江是最可圈可点的。

1978年,江苏GDP全国第二,广东全国第五,浙江全国第十二。江苏人均GDP为427元,广东370元,浙江只有330元。
 
而到了2020年,江苏GDP仍然全国第二,广东从第五位上升到第一位,上升了四位。浙江从第十二位上升到第四位,上升了八位。论人均GDP,浙江已经反超广东,和江苏的差值也大幅缩小。
 
今年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也显示,浙江过去十年的人口增幅达到18.63%,仅次于广东(20.79%)高居全国第二,远高于同期江苏的7.74%。杭州、宁波等核心城市人口的高增长,有效带动了浙江人口的整体增长。
 

宁波三江口


浙江表现如此优异,但它的发展路径却具有极大的独特性。
 
澎湃副总编辑胡宏伟这样分析粤苏浙三省:广东是自上而下的植入式市场经济,其发展源于港澳台等外部资金技术的引入和中央的支持。江苏是从腰部发力的半市场经济,起点是比民营经济更计划,比国有经济更市场的乡镇企业。而浙江是自下而上的更为彻底的草根型市场经济。
 
事实上,无论是一个省,还是一个市,发展经济大多有比较固定的路径。除非依靠土地、矿产等资源的发展,多数区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腾飞,都离不开四个关键要素。
 
政策:特殊政策的支持,如深圳等经济特区、上海浦东开放开发、苏州的中新合作工业园区等。
 
项目:国家主导的有重大影响力和较高影响能级的项目,如证券交易所、宝山钢铁、中国商飞等。
 
外资:港澳台和海外资金的进入,相应的投资、建厂,设置区域总部等。
 
外溢:周边发达地区的产业外溢,如改革开放早期香港对珠三角的工业外溢、上海对苏南的工业外溢、深圳对东莞的工业外溢等。
 
浙江的特殊之处正在于,它总体上对上述几点的依赖程度不高。

浙江没有经济特区,也未曾拥有过类似浦东新区和苏州工业园区的特殊政策和环境。浙江不是中央投资的重点,长期以来大型工业项目和金融等服务业平台也很少。在吸引外资方面,浙江从来不是广东、江苏的对手。而在承接产业外溢上,浙江虽然紧邻上海,但浙江临沪的嘉兴和江苏临沪的苏州,在和上海产业融合的程度上显然也不是一个层次。
 
浙江不靠这四点,发展靠的是什么呢?答案很简单:靠自己。
 
政策、项目都是中央给的,外资是招商引资吸引来的,外溢是要依靠好的地理条件。但归结起来,都是外因。这些外因用得好,区域经济是能够走捷径的。
 
但浙江选择的路径是练内功,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把每一个县域、每一个市场主体的内在活力激发出来,让每个地方都有自己鲜明而独特的内在优势。
 
浙江有独特的“零资源经济”,紧邻上海的嘉善县没有森林也不产木材,但平地而起的数百家胶合板企业的年产量占到全国市场的三分之一,超过了世界胶合板强国马来西亚整个国家。海宁不出产一张毛皮,却崛起了全国最大的皮革市场。

嘉兴月河街区


嘉善和海宁都地处嘉兴。嘉兴的GDP总量虽然只有隔壁苏州的四分之一,但凭借富有特色的本土经济,嘉兴的民富水平并不比苏州逊色多少,嘉兴的人均GDP是苏州的64%,但人均居民收入却是苏州的87%。

嘉兴的另一项指标更为亮眼——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801元,比上海(34911元)和广州(31206元)还要高,是全国农民最富的市。
 
上世纪九十年代,浙江修建第一条高速公路,连接的是省内的杭州和宁波,而不是省会杭州和上海。

一些人曾由此认为,当沪宁高速带动苏南发展时,先建杭甬高速后建沪杭高速让浙江错失了承接上海产业外溢的机会。
 
但回头来看,这种认识也未必准确。浙江对于和上海的关系,一直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当然紧邻上海是资源,但不能过度依赖上海的产业外溢。如果一个城市只承接外溢,就容易成为上海的附属,从而限制了自身的能级。

在浙江,有基础的城市,着力增强长板,从而力求在全国乃至全球性资源配置中占得一席之地。
 

杭州钱江新城


杭州,从民营经济重镇走向数字经济高地。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平台经济模式,不仅具有全国影响力,也带动了电商、互联网、直播、物流、消费等行业生态,让杭州这个并不是传统区域中心的城市,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新经济高地,参与新经济领域顶级资源的分配和人才的争夺。
 
宁波和舟山联合,将“天然良港”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已连续十多年成为全球货物吞吐量第一的大港,在世界贸易网络中举足轻重。
 
义乌,一个资源匮乏、地处盆地四周多山的小县城,在短短三十年时间里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创造了不沿边、不沿海却影响全球市场的奇迹。
 
另外一些地方,虽然不具备如此高的资源配置能级,却也发展出极具竞争力的产业。浙江绝大多数的县(市/区)都有上市公司,每一家上市公司几乎都是某一个领域的隐形冠军。它们的产值未必高,但它们产业的附加值却远远高于那些外来投资主体。当每一个县、市、区都迸发出巨大活力,整个浙江也成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分子。
 
浙江经济的均衡和共富,从来不是靠行政手段带来的资源平均和再分配,而是靠“放水养鱼”最大限度地让所有的区域、企业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长处。

如果用教育来做比喻,浙江发展靠的不是只看GDP的“鸡娃”,而是“因材施教”,追求的不是绝对的平均,而是不受拘束地成长。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更能够理解浙江为什么要扛起“共同富裕”的重担。浙江最擅长的从来不是分蛋糕,而是做蛋糕。展望未来的浙江,就是要把蛋糕继续做大,然后再把蛋糕分得更好。

———— e n d ————

下面这些文章,可能你也喜欢!
【原创】锚定“双碳”|国际视角看中国产业园区如何进行低碳化改造【原创】代表国家参与全球合作与竞争,上海需要什么样的软实力?
【原创】北上深科技创新全链条比较:谁能执中国创新之牛耳?【原创】跨界不跨业:媒体智库化与智库媒体化的殊途同归【热文】案例干货:全国9大省市产业链“链长制”核心思路及战略布局【热文】蔚来汽车李斌:全国这么多城市,我们为什么选择合肥?【热文】2021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展望及走势分析?【热文】金一南:中共惊心动魄的另一面,令所有敌人胆寒【月刊】百年赓续,矢志建功——华略智库6月刊
别忘了点赞+在看哦!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