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远 汪红亮：中华文明何以保持连续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二）”笔谈（二）

编者按：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系统论述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深刻阐述了“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发出了“担负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号令，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为深入学习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本刊编辑部邀请专家学者，围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展开阐释，以期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更多史学的智慧和力量。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中华文明既是历史最悠久的文明之一，又是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延续至今的伟大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指示中，强调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建立在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基础之上的，“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只有深入理解中华民族传统文明，深入挖掘、总结中华文明突出连续性的“基因密码”，坚定文化自信，才能担负起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的文化使命。

国家统一，是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根本保证；治国理念、治理体系、思想文化的守正创新，推动着中华文明的持续进步；天下一家的开放包容，促进中华文明在物质交流、文化认同、民族融合的沃土中不断发展；各族人民默默无闻的持久贡献，则是中华文明经久不衰、生生不息的终极力量。

一、国家统一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根本保证

几代考古学者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揭示了中华文明形成的清晰过程：距今8000年前，在中华大地上，农业有了初步发展，社会出现分化端倪，开启了中华文明的起源进程；距今6000年前后，中华文明加速发展，社会明显分化，出现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等大型中心性聚落；距今约5000年前，出现以浙江良渚为代表的大型都邑性城址和权贵阶层大墓，社会分化显著，形成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说明中华文明已进入“古国文明”阶段。距今4000年前后，夏王朝建立，距今3800—3500年的二里头遗址，极有可能是夏王朝中晚期的统治中心，以其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显示出对周边地区的强大辐射力，中华文明也从此进入“王朝文明”阶段。

考古学者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古代文献记载提供了印证；同样，考古学的诸多发现，也可以从文献记载中得到支持。而在文献记载方面，中华文明更显示出无与伦比的优势。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开宗明义提出：“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特点有三：一是历史的“悠久”；二是发展的“无间断”；三是记载的“详密”。历史的悠久和发展的无间断，由丰富详密的文献记载下来。美国学者费正清推断，由于文化的连续和造纸业、印刷术的发达，在乾隆十五年（1750）以前，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书籍加在一起，也没有中国多。与世界其他文明相比，由于文献记载的丰富详密，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演进脉络也更加清晰：文明的连续性和国家的统一性高度契合，并以国家形态得以传承发展。

文献记载中的“三皇五帝”时期，正是考古学者揭示的中华文明从起源到古国文明形成的阶段。其中的炎黄时代，则是文明加速发展、社会急剧分化、部落融合并形成古国文明的时代。尧舜禹“禅让”时期，对应的是所谓“公天下”向“家天下”转型、古国文明向王朝文明的演进阶段。

经过内部各种势力的斗争，以及对外的持续拓展，夏朝确立以父死子继为主、兄终弟及为辅的王位传承方式，开启了王朝文明阶段。商朝在不断向周边拓展过程中，继承夏朝遗产，建立起各种政治和礼仪制度，这在出土的青铜器和甲骨文字，以及后世的文献记载中得到体现。周朝在取代商朝的过程中，特别是取代商朝之后，实现了对广大区域前所未有的控制，其势力范围西起渭水、泾水上游，东至大海，北起燕山，南至江淮，“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理念逐渐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兼并与扩张，特别是楚国向南向东、赵国向西向北、燕国向东向北、齐国向东向南，以及秦国向西、向南、向北的兼并与扩张，逐步形成地域性统一。所以，秦始皇在兼并六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一个比西周“溥天之下”要辽阔得多的庞大国家。《史记》对此作如下描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这是西起今甘肃中部，北至河套、辽东，东南至大海的广袤地域，是从炎黄到夏商，特别是西周到春秋战国人口繁衍、经济发展、民族融合的伟大成果。统一之后，秦朝顺应历史趋势，通过废分封、行郡县，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及统一度量衡等措施，巩固政治上的统一。秦朝虽“二世而亡”，统一伟业却由汉朝继承并光大，中国历史开启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确立与发展的过程，中华文明从过去的古国文明、王朝文明，进入“皇朝文明”阶段。先秦时期开始形成的“大一统”理念、秦汉时期初步建立的“大一统”国家，成为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强大精神力量和政治实体。

此后近2000年里，经过魏蜀吴三国的对峙到西晋的短暂统一，经过东晋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的政权分立、社会动荡，到隋唐的“大一统”，经过辽宋夏金时期民族政权之间的对峙与兼并，到元明清的“大一统”，是一个国家不断统一、文明不断进步的过程。由元朝开启的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大一统”，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东，南越海表”。这是一个北起大漠之北、南至于海以及沿海岛屿，西跨流沙直抵葱岭、东至辽东并尽有白山黑水的规模空前的国家，陆地面积达1200万—1300万平方公里，为明清及当代中国版图奠定了基础。

从古国文明到王朝文明的演进，呈现出十分明显的统一趋势。“古国”是多元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所在皆是。古国之间长时间的征服和兼并，使多元逐渐向统一过渡并形成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在“王朝”时代开始显现，当王朝文明过渡到皇朝文明时，政治上的“大一统”国家和文化上的“大一统”认同，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也是中国和世界其他许多“王朝”乃至“帝国”的根本区别。

英国学者汤因比通过对中西文明发展的比较，提出“在公元前221年政治统一之前，中国早已实现了文化统一”。这个判断比一些国内学者的观点更理性到位。先秦开始形成的“大一统”理念，在春秋战国时期成为普遍的文化认同。孔子在春秋末年一再呼吁：“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在战国中期就预言：天下将“定于一”。战国后期荀子认为“四海之内若一家”。最早提出“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并不是秦始皇及李斯，而是以孔子之孙子思为代表的儒家学者。法家学者商鞅、韩非子，则一直努力使秦国将“文化统一”推进到“政治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秦始皇君臣倒成了孔子、子思思想的执行人，将文化统一与政治统一融为一体。汤因比认为，这正是中国和西方的不同：“我们在希腊世界历史初期便发现文化统一与政治分裂相结合的特点，这看起来是普遍的现象。”汤因比列举了多个“统一帝国”的形成，但它们不久便归于瓦解和分裂，但中国则与它们不同，既是文化统一又是政治统一。统一性，或者说政治、文化的“大一统”，成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国家统一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根本保证。

从古国文明、王朝文明到皇朝文明，中华文明在国家统一过程中传承发展。从这个角度说，世界上的其他古代文明，如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及玛雅文明、印加文明等，主要是“地域文明”，中华文明既是地域文明，又是古国文明，是名副其实的“文明古国”。

二、守正创新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内在动力

如果说国家统一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根本保证，那么治国理念、治理体系、思想文化的不断创新，则推动中华文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天命”、“民惟邦本”、“德”是周朝治国理政的基本原则。武王伐商纣时称自己“受天明命”。上自统治者，下到百姓，都认为“天”是王朝兴衰的主宰，政权的合法性均来源于天；统治者需要担负起上天赋予的使命并接受其监督。天命观是周王朝构建治理体系的根本思想。

“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统治者施政对天负责，进行监督的则是人民；人民是制约以天子为代表的统治集团的最重要力量，民意成为统治者施政的重要考量和追求。由此，统治者得出一个伟大结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统治者的德是天命得以贯彻、民意能够实现的保证。文献记载中的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以“令德”获得天命眷顾，夏桀、商纣以及周厉王、周幽王等则因失德或被讨伐而失国，或遭国民驱逐而失位，很大程度上是对后世统治者的警示。经过夏商、商周的更迭以及周王朝内部的叛乱，西周统治者认为，对于王朝的传承、国家的安宁而言，德不仅指统治者个人的素质，还是治国理政所必需的政治追求和政治传统。

天命、民惟邦本、德作为治国理政最基本的理念，在周朝被确立下来后，经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进一步阐发完善，构建了一套完备的治国理论体系，自西汉中期至清朝，一直作为统治者治国理政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即使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侯争霸，秦朝以法家思想立国，西汉初年尊崇黄老之术，但天命、民心和德仍是统治者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汉初贾谊在总结秦二世而亡的教训时，就强调是“仁义不施”，是“暴虐”与“失道”，根本原因仍归结到天命、民心和德。

这一理念和原则的确立，使改朝换代被视为寻常，因为“皇天上帝，改厥元子”，“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人们将此视作“亡国”，而非“亡天下”。清初顾炎武对此阐述：“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亡国”是政权的更迭，改掉的是国姓；“亡天下”是秩序的破坏、道德的沦丧、文明的断裂。政权更迭不但没有割断文明的延续，有时反而为文明的发展注入新活力。正是对“国”与“天下”的区分，为中华文明的连续发展奠定了观念基础。

作为中华文明长期延续、从未中断的载体，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一直在随着时代推进、文明发展进行制度上的改革创新。

周武王取代商纣王后，出于治理“溥天之下”的需要，以其为代表的统治者进行了两大创新性改革：第一，营建洛邑。通过“宗周”镐京和“成周”洛邑，把关中地区和中原地区连成一片，实现关中和中原的“统一”。第二，分封诸侯，并以此为基础，缔造了既以血缘为纽带，又以地缘为载体，以周王为“天子”、为“中央”，以姬姓子弟、异姓功臣、前代圣贤后裔及各方部族首领为“诸侯”、为“地方”的规模空前的国家，并由此构建自上而下的等级秩序，最上层是国君，然后是卿大夫、士，以及庶民、奴仆等，既确认客观存在的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的等级现实，又构建起以此为基础的等级制度，对当时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秦始皇创建的秦朝，幅员远大于周武王建立的西周。出于统治需要，秦始皇对国家制度进行革命性改造：第一，集“三皇五帝”的称号于一体，自称“皇帝”，子孙世袭，在制度上定于“一尊”。第二，废除世卿世禄制度，推行职官制度，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官员均由中央任免。第三，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郡一级设郡守、郡尉、监御史，分别对中央负责，以维护中央对地方的集权。第四，中央设置三公九卿，各司其职，分别对皇帝负责，以保证君主对整个国家的集权。通过这些改造，确立起中国历史上存在2000多年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度，成为此后中国“大一统”的基本制度模式。

为维护并强化“大一统”，秦朝统治者在改革国家制度的同时，推行一系列具有创新性并影响深远的政策，即“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建立起遍及全国的交通网络，极大便利和推动了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往来和人口流动，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以小篆为标准，统一全国文字，既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各地区之间的沟通障碍，又使公文行政成为可能；建立起全国统一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强化“大一统”理念，灌输对秦朝的国家认同；统一度量衡以促进各地区之间经济交流。与此同时，修建长城以维护农业地区生产生活不受北方游牧民族干扰。

以象形、表意等为基本特征的方块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到小篆，从隶书、魏碑体到楷书、草书，再到雕版印刷体，汉字既保留着基本特征，又朝着简洁、美观并便于书写的方向演进。造纸术、印刷术成为承载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中华文明的主要手段。文书行政成为中国“大一统”国家进行管理的重要方式。

国家制度和典章制度同样在改革与创新中发展。如选官制度，废除世卿世禄制后，由秦汉的征辟制、察举制，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再到隋唐的科举制，以及宋元明清各代对科举制的改进，适应了各历史时期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使得“大一统”国家的运行更具弹性和生命力。

思想文化同样不断创新。梁启超说秦汉以后中国发生过四大“学术思潮”：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暂且不论这四大“学术思潮”的定义是否准确，但它们反映出中华文明中重要学术思潮的承继、改革与创新。两汉经学是对先秦儒学的整理与发掘，并在与黄老、法家思想等的论辩融合中确立起适应“大一统”国家需要的儒家学说。隋唐佛学既意味着当时佛学对社会生活和思维方式的全面影响，也是佛学在与儒学、老庄之学竞争过程中被“中国化”的结果。宋明理学则是传统儒学在和佛学、老庄之学等的相互碰撞渗透中，表现出来的崭新面貌，其中既有程朱理学对传统儒学的创新，又有陆王心学对程朱理学的挑战。顾炎武等人开创的清代朴学，则是对晚明王学走向空疏的纠正。

三、开放包容使中华文明在多元沃土中传承发展

处理好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开放的态势吸取域内及域外各民族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成果，既是治国理政的智慧，更使中华文明植根于多民族的沃土之中生生不息。世界上不少古老文明，正因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当而断裂、消亡。在这方面，先秦时期开始形成的“天下一家”、“怀远以德”、“修睦四邻”的开放、包容理念，通过历代实践推动着中华文明连续不断地传承与发展。

先秦文献中的“天下”、“四海”、“万邦”等概念以及“天下为一家”、“四海之内若一家”、“协和万邦”、“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等理念，均显示出中华民族对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所作的深入、理性、系统的思考，以及对和平、和睦、和谐的高度重视。中国古代思想家将“家国一体”观念推诸外部世界，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倡导交通成和，反对隔绝闭塞；倡导共生并进，反对强人从己；倡导保合太和，反对丛林法则。故在对外关系上，强调怀柔远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中国古人处理对外关系是积极的，而不是被动的；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是主张和平的，而不是诉诸武力的。

但是，“天下一家”不等于无差别对待，“协和万邦”也非无谓的一团和气。处理对外关系时，中国古人一直强调内外有别。钱穆认为中国本位与天下一家本就是一体两面：“有天下斯必有中国，有中国自必成天下。中国人非不知中国之外尚有外国，而求一世于大同太平，则必以中国为中心。此可谓乃炎黄以来五千年中国人一传统观念。”只有坚持中国本位，守住自己的传统，办好自己的事情，才能求得天下之“大同太平”。《尚书·禹贡》《周礼·秋官》《周礼·夏官》等记载的“五服”，集中体现了先秦统治者和思想家处理内外关系的理念：对内要以礼乐、制度甚至刑罚治理好国家；对国之周围不服者，则以晓谕、谴责甚至征讨等手段使之臣服；而对待更远的外部世界，则“布令陈辞”、“增修于德”以来之。在此基础上，古代中国在处理与周边的关系时，先后发明因其俗以为治的“羁縻”政策、厚往薄来的朝贡制度和怀柔远人的对外政策等。

“五服”理念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人处理对外关系时，一贯秉持以和为贵、兼爱非攻以及远修文德的思想。最可贵之处，在于坚持实事求是，不盲目扩张，以夯实国家稳定和文明延续的基础。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力、任何一种文明的辐射力都是有限度的，超过一定限度的扩张，所失必大于所得。所以，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如能较好贯彻“五服”理念，将为国家稳定发展和文明延续繁荣创造一个好的外部环境。为解决边疆危机，汉武帝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为开创“汉武盛世”创造条件。明太祖朱元璋是“五服”理念的坚定信仰者和执行者，通过《皇明祖训》告诫后人：“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随即列出朝鲜、日本、大琉球、小琉球等15个“不征之国”。正是朱元璋对外的务实作风，为明朝赢得了一个相对较长时期的和平发展环境。

以蒙古族为主导建立的元朝，以及以满族为主导建立的清朝，被某些人视为中国国家、中华文明的中断，甚至有“崖山之后无中国”、“元清非中国”之说。这是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文明的歪曲。毋庸置疑，元朝、清朝与宋明两朝，确实存在诸多不同。其一，元、清统治者入主中原的过程中，存在民族杀戮；其二，元、清两朝的统治核心分别是蒙古族、满族，而不是汉族；其三，在社会身份上，抬高蒙古族、满族的地位；其四，通过统治力量，推广蒙古、满族习俗及语言；等等。但是，无论是元朝还是清朝，在国家制度、宗庙制度、礼仪制度、治国理念，以及奉行的价值观、天下观，特别是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与以汉族为主导的宋朝、明朝并无二致。从王朝的开创者到末代皇帝，均和中国历代君主一样以“中国皇帝”自居；蒙古、满族官员和汉族官员一样，视“本朝”为“中国”、为“中华”。这些事实是无法否定的。

关于清朝是否“中国”、是否“正统”，清世宗雍正帝和持反清复明立场的曾静之间有过十分有趣的“隔空对话”，双方问答收录在《大义觉迷录》中，其中雍正帝带有结论性的几段阐释，耐人寻味。对于曾静等称满族为“夷”的说法，雍正帝反问：“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这个回答极为经典，各民族所在之地，无论是“东夷”、“西夷”，还是满洲、蒙古，不过就是中国的“籍贯”，怎能以“外夷”视之？雍正帝特别强调清朝使“天下一统、华夷一家”，驳斥所谓“华夷”之说：

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猃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持续的对外开放与包容，更使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距今5000—4000年，黄河流域的民众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既学习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稻种植技术，又吸纳西亚地区传入的小麦栽培技术，从而形成了较完整的粟、黍、稻、麦、豆的五谷农业体系；学习西亚传入的黄牛、绵羊及马的饲养技术，形成了猪、狗、羊、马、牛的家畜饲养体系。发明于西亚的冶金术传入中原地区后，当地民众将其与已经掌握的高温烧制陶器技术相结合，创造出青铜容器的铸造技术，在尧舜时代已制作出青铜器，为青铜文明的产生奠定基础。这些成就，是中原地区在远古时代及夏商周三代辉煌历史的强大经济基础。

汉唐时代，从西域及域外引入大量物种：骆驼的引进与驯化，为“丝绸之路”提供了强大的运输工具；葡萄种植及葡萄酒酿造技术经由吐鲁番引进内地，有了大唐盛世“葡萄美酒夜光杯”的景象；蔗糖生产技术从印度引进内地，大大改变了食品构成。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中国沿海民众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将玉米、土豆、红薯、花生、向日葵等引入中国，极大丰富了国人的食物结构，满足了清代中国人口急剧增长的需要。

与此同时，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域外的文学、艺术、思想等先后传入中国，与中国原有的风俗习惯、宗教文化与哲学思想融合发展，为中华文明增添了色彩、加深了厚度，夯实了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基础。

余      论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由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在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中，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是文明连续、国家统一的压舱石。人民群众与国家政权相辅相成，是中华文明长期连续、不断发展的“双保险”、“双驱动”。中华文明以国家形态存在和发展，民众以其行动，拥护国家统一、支持中央集权国家制度，促使政策改良，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推进中华文明的发展。

历代思想家和明智的政治家一直强调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与贡献，即“保民”与“敬天”并重、“民心”即“天心”、“民为贵”。由此产生了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以民为本、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构建“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世界。

这种价值观从炎黄时代的先民到周公，再到孔子、孟子，从两汉经学到宋明理学，再到清代朴学，吸收并融合佛老等各种思想，代代相传，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华文明的灵魂，是中华民族传承几千年并将继续发扬光大的理想和追求，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中华文明延续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新时代，我们更需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不断推进“两个结合”，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着力推动这些基本价值观念、治国理念、民族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一步增强中华文明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断增强中国人民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

（作者方志远，系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汪红亮，系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博士研究生）

《历史研究》在线投稿系统已于2021年9月15日启用，网址为：http://lsyj.ajcass.org/Admin/。可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关注中国社科院学术期刊官方微店，订阅《历史研究》《历史评论》和《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