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建民

  1939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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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65年到1971年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过法语翻译；1971年成为中国驻联合国首批代表团工作人员。

在5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及发言人，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展览局主席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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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具体操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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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准备

1954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来华访问，周恩来总理迎接。

1954年10月20日，当来华访问的尼赫鲁在会谈中再次兴致勃勃地提到召开亚非会议问题时，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周恩来敏锐地观察到召开这样一次会议不仅在亚非历史上，而且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都是一次划时代的创举，标志着亚非国家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新的历史时代已经来临，中国应该积极出席这次会议。因为这是打开中国外交局面，增进国际交往和广交朋友的一个好机会。

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些，周总理接过尼赫鲁的话题，明确表示：

我们支持印度尼西亚总理创议的亚非会议，也支持尼赫鲁总理对亚非会议的赞助，我们愿意参加这个会议，因为这个会议是为亚洲和平和世界和平而努力的，这个会议是为扩大和平区域而努力的，因此，有助于和缓紧张局势。

毛泽东十分欣赏周恩来的这一看法，也明确表示：“关门关不住，不能关，而且必须走出去。”

在确定了我们参加会议的大方向后，周恩来意识到必须明确我们的参加方针，制定符合客观形势的政策。从1955年2月起，周总理立即着手筹划会前的准备工作，主持研究和制定了我们参加会议的方针和策略，并在4月初向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这份草案指出：

《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

（草案）

亚非会议是没有帝国主义参加，由亚非地区绝大多数国家所举行的国际会议，大多数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要求和平、要求独立、要求发展本国经济的共同愿望。

我们在亚非会议的总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对外关系创造条件。

在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问题上，我们的主张是：保障世界和平，维护民族独立，并为此目的促进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友好合作应该以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和反对侵略、反对战争为基础。我们主张通过国际磋商来缓和乃至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包括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在内。我们主张禁止和销毁原子武器和一些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在严格区分各国内政和共产主义思想的问题上，亚非会议不讨论共产主义问题是对的。但应在适当场合中，如在仰光会谈中，适当暗示我们赞成不讨论共产主义问题，但并不怕讨论这一问题。应该指出，内政不得干涉，但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和传播是无法阻止的；强调革命不能输出，但同时任何一国人民所表现的共同意志也不应允许外来的干涉。

这份草案经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委员长审核后，代表了我国即将出席亚非会议时所持的态度。

在准备出席会议期间，中国政府还通过外交途径同具体筹备亚非会议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就在亚非国家实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交换了意见，并建议把五项原则作为亚非会议的指导思想。

2

迎难而上

1955年4月7日，刚刚做完急性阑尾炎手术的周恩来，在还未完全康复的情况下，率领中国代表团一行乘坐中国空军苏式里-2飞机离开北京，途经重庆，于8日中午11时30分抵达昆明。

早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总理的卓越表现就使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大感紧张。他于1955年初向国民党高层人士发表了一篇题为《最近国内外局势的推演与我们反攻复国计划的进度说明》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蒋介石悲叹道：“1955年4月至6月乃‘我们外交最紧张的时期’。”

周恩来总理在2月10日公开发表关于接受印度尼西亚总理的邀请参加亚非会议的声明后，国民党当局就开始策划谋害周恩来总理的罪恶计划，并把香港和万隆作为实施计划的主要地点。

4月11日，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指使在香港启德机场工作的特务周驹，预先在中国代表团包租的一架印度国际航空公司C-69型星座式客机，即“克什米尔公主号”右翼轮舱附近，放置了定时炸弹。

这天中午12时15分飞机飞离香港约4小时后，在大纳土纳群岛附近的南中国海上空，炸弹爆炸的碎片击中第三号油箱，引发无法控制的大火，迅即飞机坠毁。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共11人全部遇难。

由于周总理应约去缅甸仰光同尼赫鲁、吴努、纳赛尔、范文同、纳伊姆汗举行非正式的六国会谈，改变了出国路线，得以幸免于难。事后，周恩来总理除指示有关方面加强对敌情报工作外，继续按预定计划进行会议筹备，飞往仰光。

当天晚上，缅甸、中国、印度、越南、埃及和阿富汗六国领导人在缅甸总统府召开会议，讨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带来的影响，商谈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可能出现的形势等重要问题。这时，飞机爆炸事件已经在一些国家中引起了思想混乱：有的国家领导人担心会议开不成了，有的国家领导人认为即使开成了，也不一定能取得积极成果。

针对这些负面情绪，周恩来总理分析了召开亚非会议的有利条件，冷静地指出：

敌人对会议搞示威性破坏，并不说明他们强大，恰恰说明他们害怕我们召开亚非会议。只要各国从彼此根本利益上求大同，只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亚非国家团结的精神，去反击殖民主义的挑战，亚非会议就一定能够开好，一定能取得成功。

同时，他也真诚地建议在座的各位领导人，在亚非会议上不提共产主义问题，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致使会议没有结果。

对周总理的客观分析和诚恳表态，与会国家领导人一致赞同，决心为亚非会议的胜利而努力。

1955年4月16日凌晨1时10分，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由仰光飞往印度尼西亚。

途中还有一个插曲：

在飞机飞过新加坡上空时，忽遇雷雨。11时45分，飞机只得在当地迫降。这时，新加坡与我国还未建立外交关系，国民党特务在当地活动也比较猖獗。专机降落后，周恩来意外地得到英国驻马来西亚高级专员麦克唐纳的邀请，在机场贵宾室稍歇。为了保证周恩来的安全，同行的陈毅、廖承志等同志力加劝阻。但周恩来却说：“这个麦克唐纳是工党首任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儿子，也是能够对马来西亚政局产生很大影响的人物。这送上门来的工作不做岂不可惜？”

下午2时，麦克唐纳将周恩来和陈毅送上专机。回国后，周总理还特别就此次接待向英国政府表示感谢。

下午5时50分，中国代表团专机徐徐降落在雅加达玛腰兰机场，在机场受到了印度尼西亚群众的热烈欢迎。

4月17日上午10时，周恩来的专机飞抵安第机场，来到了这次历史盛会的所在地——万隆。

在万隆市民的热烈欢迎下，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下榻在位于市郊的达曼·沙里街10号驻地。

这一天，29国代表团从非洲最西头的利比里亚到亚洲最东头的日本，陆续抵达万隆。在29位代表团团长中，有13位总理或相当级别的领导人，还有3位副总理和4位外交部长。

从4月18日到24日，万隆成了“亚洲和非洲的首都”。

- 未完待续 -

文字 | 《外交案例》吴建民著（出版于2007年）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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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外交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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