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帝国奶牛的逆袭
作者:海下
转自:大象公会 (ID:idxgh2013)
文|海下
1661年,西南大局已定,清王朝就腾出手来狠狠地报复怀有异心的南方人。
使江南士人大吃其苦头的「科场」、「奏销」、「哭庙」三案及庄氏史狱,再加上波及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无不宣示着皇帝的报复欲,这几乎是当时公开的秘密。清人评价,这是「朝廷有意与世家有力者为难,以威劫江南人也」。
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三百年前,他们为之奔走呼告的大明朝,也曾基于同样的理由折磨着他们的祖先。
乞丐与私盐贩子
300年前的元末明初,江南的士人们同样要在两个政权之间选边站。一边是经过他们改造的私盐贩子张士诚政权,如今名义上依然忠于大元朝廷;另一边则是出身乞丐的朱元璋,正为了夺取天下而洗刷与红巾军的关系。
在后世民族主义史观描绘下,元代普遍存在残酷的民族压迫,但事实是江南地主过得颇为惬意。
蒙元一朝政治,一言以蔽之是「内北国而外中国」,南方汉族士绅在中央政治中无法发挥突出作用,但这也意味着他们在地方获得了极大自由。
元朝对江南地区所征收的赋税,较之宋朝尤轻,政府对民间的管制更是微乎其微,地主们可以大搞土地兼并,经营商业,也可以参与到地方政治之中,士绅地主们俨然土皇帝。
明人笔记和史料对此有着大量记载:
胜国(指元朝)时,法网疏阔,征税极微。吾松(江)僻处海上,颇称乐土。一家雄据一乡,小民慑服,称为野皇帝,其坟至今称为某王坟莹。 ——吴履震《五茸志逸随笔》
腹里(江南)汉儿百姓……更田多富户,每一年有收三二十万石租子的,占著三二千户佃户,不纳系官差发,他每(们)佃户身上要的租子重,纳的官粮轻。
——《元典章》卷二四
私盐贩子张士诚从江北而来,占据了以苏杭为核心的江南大部,与当地士绅地主开启了合作统治,「开府平江,文士响臻」。由于江南士人的大量参加,张士诚的政权迅速文人化。与逐鹿天下的群雄专用武将不同,三位江南文官王敬夫、叶德新、蔡彦文成为张士诚政权的决策核心。
江南士绅眷恋着元朝治下的太平景象,在他们的影响下,张士诚也满足于保境安民,未有大规模军事行动。比如在朱元璋陈友谅激战时,张士诚未加以利用,反而在吴地兴建了大规模水利工程白茆港。
当时有歌谣表现张士诚执政的这一特点:「丞相(指张士诚)做事业,专用王、蔡、叶,一朝西风(指朱元璋)起,干瘪。」
乱世中的太平不过是仓促一瞬,朱元璋在消灭了西边的白莲教教友陈友谅后就向东进军。朱元璋集团信心满满:江南民性柔弱而张士诚身边也尽是迂腐书生,大兵所至必然望风而降。
然而,事实却大大出乎朱元璋意料。
江南士绅绝大多数都对张士诚政权死心塌地,吴民多死守顽抗,战斗异常激烈,持续了近一年。最后张士诚被困于苏州城内,弹尽粮绝而不忍做出人相食之事,只有开城投降。
在许多记录中,此时的张士诚都被描述成一位不忍子民牺牲的仁慈统治者:
张士诚被困日久,城中食尽。……士诚乃集吴民告曰:「事势如此,吾无策矣,将自缚诣军门降,以救汝曹,若死守,则城破无噍类矣。」民闻伏地长号,有死守志,不听遣。嫔御悉自经于齐云楼下……吴民哭声数十里。 ——黄時《蓬窗类记》
虽然此前就有刘基、宋濂等江南士人归附,但更多的人还是占到了他的对立面,如今他已经占有压倒性的优势,江南的士绅地主却依旧对张士诚保有忠诚。
多年以后,在南京城坐稳了皇位的朱元璋,依然对自己无法得到同样的爱戴耿耿于怀。在明初野史笔记中,到处是朱元璋和吴人相遇,而吴人感念张王的桥段:
高皇尝微行至三山街,见老妪门有坐榻,假坐移时,问妪为何许人?妪以苏人对。又问:「张士诚在苏何如?」妪云:「大明皇帝起手时,张王自知非真命天子,全城归附。苏人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德。」 ——徐祯卿《翦胜野闻》
最让他愤恨的,莫过于从苏南迁往首都的吴人,依然称张士诚为王,只管他叫老头。
太祖尝微行京城中,闻一老妪密呼上为老头儿,大怒。……曰:「张士诚小窃江东,吴民至今呼为张王,吾为天子,此邦呼为老头儿,何也?」即命籍没民家甚众。 ——陆容《菽园杂记》
不开心的南方人
江北各府也遍布着江南移民。在扬州、泰州、淮安、盐城等地区,当地方言都会把睡觉叫作「上苏州」,会自称祖上来自于苏州阊门。民国时期《泗阳县志》载,元末明初,由苏南迁来的有翁、朱、卢、吴等25氏族,其中由苏州迁来的有21族。
这段强制迁移的记忆在强力的政治压迫下少有明文记载,但演变成了苏北民间各种荒诞的传说:
苏州阊门一带突然出现很多红头苍蝇,见人就叮,叮了就死,百姓纷纷逃往江北避难。又有船行至江中,有江猪(谐「朱」)要吃人,常常将船掀翻,多亏船神保佑才顺利渡江,但江猪不死心,就在北岸挖掘,导致长江北岸的江堤经常坍塌。
到了洪武时代中晚期,三吴的大户巨姓们「或死或徙,无一存者」,原本的繁华之地一片萧条,「邑里萧然,生计鲜薄」,过者无不感伤。
朱元璋死后的建文新政一度给江南士人带来了希望,众多江南士子聚集在年轻的皇帝身边,没想到来自北平的燕王朱棣靖难成功,再度把他们打压下去。朱棣不仅带来了大量靖难功臣,占领了大小官职,还把首都直接搬到了北平。
南方人的抱怨更多了。迁都北京后,吃的粮食还是要江南出,而且粮食运输必须包邮,江南的转运成本大大增加。
漕运问题还算是公论,私下里的抱怨更难听。
不仅是江南士人,东南沿海的士人都对京城风气颇有意见,比如福州的谢肇淛、台州的王士性。他们的私人笔记里充满牢骚:北京人懒、贪玩、好吃、偷奸耍滑,只会靠着诈骗宫里钱财或挖前朝财宝一夜暴富,随后迅速败家云云。
京城妇女更要忍受南方男人的歧视,被挑出了各种缺陷,不适合给外地公务员当老婆:
京师妇人有五不善:馋也,懒也,刁也,淫也,拙也。余见四方游宦取京师女为妾者,皆罄资斧以供口腹,敝精神以遂其欲,及归故里,则撒泼求离,父母兄弟群然嚣竞,求其勤俭干家,千百中不能得一二也。
——谢肇淛《五杂俎》
与此同时,当然不忘追忆南方,尤其是江南女子:
维扬居天地之中,川泽秀媚,故女子多美丽,而性情温柔,举止婉慧……诸方不能敌也。 ——谢肇淛《五杂俎》
最让南方人惊讶的,是大都市里数量惊人的闲人乞丐,拿到一点钱就赌博,可以把裤子都输光,下场极惨。最终,他们只得感叹:
燕云只有四种人多:奄竖多于缙绅,妇女多于男子,娼妓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贾。 ——谢肇淛《五杂俎》
依靠这样的首都市民,国家怎么能长久?这俨然成为了超越地域的共识。运河边的山东士人也发出这等警语:
国家建都幽燕,北无郡国之卫,所恃为腹心股肱者,河南、山东、江北及畿内八府之人心耳。其人……一不如意,则轻去其乡;往往一夫作难,千人响应…… ——《明史·勒学颜传》
奶牛的逆袭
虽说南方人在明代长年受到打击压榨,但到了明朝后期,江南的底气忽然硬了起来。
最显著的对比是,开国时期,朝廷可以随意对江南施加重税,漕粮白粮也可劲的往江南人头上加征,到了明末,帝国却很难再从江南予取予求。
虽然田赋很高,但江南拖欠的也很多,而且是越来越多。
根据学者研究,朱元璋时期的洪武二年至洪武三年(1369-1370),苏州府拖欠率仅为7.1%,到嘉靖三十年至三十九年(1551-1560),浙江等省、苏州等府拖欠率就到了34.8%,万历五年(1577),苏、松常、镇四府拖欠率高达了66.9%。每个年份的具体数目频繁变动,但江南的赋税越来越难收倒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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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明代后期江南城镇的群体抗议事件,吴迪,云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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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赵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10]万历野获录,(明)沈德符。
[11]五杂俎,(明)谢肇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