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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 | 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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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思想的现代转型:古今中西之间”专题选取了严复、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梁漱溟和贺麟九位思想家的对中国社会产生较大影响的文章,核心议题集中于“三纲五伦”与平权的矛盾、东西方文化差异,严复、康有为、谭嗣同的关注点分别在于君臣、男女、朋友;梁启超认为“五伦”限于私人对私人范畴,中国缺乏私人对团体的伦理道德;章太炎认为“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方能平等;陈独秀认为西方以个人为本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东方则以家族为本位、尊长卑幼同罪异罚;李大钊指出中国由于农业民族聚族而居,“没有国家、没有个人、只有家族”,形成重男轻女、“损卑下以奉尊长”的风俗;胡适指出东西方文明都有物质和精神的两部分,中国社会最缺乏的是健全的个人主义,把自己铸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方可有益于社会;梁漱溟认为个性伸展与社会性发达是一桩事的两面。
梁漱溟欣赏西方化的德莫克拉西精神的同时,也注意到西方文化追逐物质欲望造成的问题,试图以孔子礼乐加以弥补,在同一著作的第四章的“孔子的宗教”一节中表达了这一主张。后来贺麟则是将“三纲”与西方柏拉图、康德相联系,“就三纲说之注重尽忠于永恒的理念或常德,而不是奴役于无常的个人言,包含有柏拉图的思想。就三纲说之注重实践个人单方面的纯道德义务,不顾经验中的偶然情景言,包含有康德的道德思想”,试图“从旧礼教的破瓦颓垣里,去寻找出不可毁灭的永恒的基石。在这基石上,重新建立起新人生、新社会的行为规范和准则”。
专题策划人:杨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