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伯特·K.默顿（Robert K.Merton，1910 - 2003）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哥伦比亚大学荣誉退休教授，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人和结构功能主义流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指出，社会学是一门专门学科，而不是百科全书式的社会科学，在许多方面，他是这种社会学最著名的阐释者。在一套引人注目的丛书中，约二十年来，兹纳涅茨基一贯向人们表明，社会学对于分析人类的互动与文化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这套书向人们展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理论整合：它不是来自教条的信念，而是来自对新材料的探索，这种探索是在已被证明非常有用的概念框架指引下进行的。在这套丛书中，兹纳涅茨基最近出版的一本书尤其与上述目的合拍——这本书的前身是哥伦比亚大学朱利斯·比尔基金会的讲座材料，研究科学家的社会学——因为，直到1939年9月，《波兰科学》和《方法论原则》（Organon）一直设在波兰，这两份杂志专门研究“科学的科学”，也就是科学的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与哲学。在研究知识专家（通览全书，科学家、博学之士与知识人同义使用，并粗略地指知识专家）时，兹纳涅茨基为自己设立了两大类问题。第一类问题属于分类学范畴：各种类型的科学家的社会角色的成分与结构是什么？角色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怎样的？角色的发展道路如何？第二类问题，在社会秩序中，那些定义科学家行为的规范模式如何影响（如果这种影响存在的话）知识系统与博学方法？正是这些问题的形成清楚地表明，兹纳涅茨基并没有把知识社会学问题与关于知识的社会学理论（一种专门的认识论）混为一谈。实质上这是一项知识社会学研究，而不是对于客观有效的知识的基础的论述。兹纳涅茨基把社会角色设想为一个动态社会系统，包括四个相互作用的元素。（1）社会圈子：一群与行动者相互作用并评价他的成绩的人（一群有力的拥护者）；（2）行动者的自我：他的身份使他具有的身体与心理特征；（3）行动者的社会地位：他的身份允许他的行为、免除他的义务；（4）行动者的社会功能：他对社会圈子做出贡献。这一范式规定了对社会角色进行系统比较时必须考察的最起码的因素。当然，仅仅列出兹纳涅茨基对科学家角色所做的分类，不足以表明这一分类框架的分析用途。然而，这至少表明了他的分析据以表达的分类框架。兹纳涅茨基重新构造了从一个角色向另一个角色发展的可能路径，下面的分析没有涉及这一方面。知识人的社会角色类型
1.技术专家：一位诊断家，他规定情境的相关材料、材料的基本成分及其内在联系，以及为有计划的集体工作提供理论基础；他执行着“参谋”或顾问的功能。2.技术领导者：一位行政指挥官，他设计规划，选择执行计划所需的工具，所有这些建立在一系列面向实用的各种知识的基础之上。
1.神学学者：通过严格忠实地复制符号表述，使神赐真理永恒化；负责维持自足的、稳定的、不可挑战的、圣洁的、不变的真理系统。（a）真理的发现者：创立“思想学派”，主张由理性证据确定性加以证实的“绝对真理”。（b）组织者：按照发现者已确立为自明的第一原理进行演绎，检验某些领域的现存知识总体，并将其组织到一个连贯的系统中去。（c）贡献者：做出新的发现，人们含蓄或明确地期望这些发现能提供新的、与大师建立的系统相一致的证明；修正“不太令人满意的”归纳证据，直到它能被整合到系统中去，或“能被证明为”应该加以拒弃。（d）真理的战士：在论战中使学者们相信，他的学派拥有获得理性证据证实的真理主张，从而确保这个学派在逻辑上战胜另一个学派。（这与有偏见的宗派圣哲不同，他们往往把论战局限于一个封闭区域，只让那些认为真理具有主导价值的人参加争论）。（1）普及推广者：在成年人中间激发他们对知识的业余兴趣，促使大众支持学术，尤其是民主化社会中的学术。（2）教育者：把理论知识作为他们非职业教育的一部分传授给年轻一代。1.事实发现者（事实寻找者）：发现至今未知和未曾预料的经验材料，这些资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为现存知识系统之修正的基础。2.问题发现者（归纳理论家）：发现新的和未曾预见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有待新的理论建构来解决。应该注意到，这是对社会角色的分类，而不是对人的分类，每一个知识人都可能兼任几个这些在分析上加以区别的角色。对兹纳涅茨基的分析做进一步发展，或许能对角色转移出现的条件做出陈述。兹纳涅茨基娴熟地追溯了这些角色成分之间的关系；角色定义与知识类型的关系；知识类型与社会成员对科学家做出正面评价的基础之间的关系；规范的角色定义与对实用的理论知识所抱的态度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从发生学和功能的角度加以考察。此篇评论短小，甚至无从开列这些关系，但只需略举一二例，就能说明上述系统的发现。扮演不同知识角色的人，对待“新的未曾预料的事实”有各种各样的态度，兹纳涅茨基对其做了虽然简短但富有教益的总结，从中可以发现，它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兹纳涅茨基的方法所具有的价值。应该注意的是，只有从知识人参与的特定角色系统中才能“理解”（或“推导出”）这种种不同的态度；换句话说，这是对下述情况的一种分析，即各种社会结构以什么样的方式施加压力，以使人们接受对新的经验资料的看法。对寻找新事实具有专门的兴趣，被认为是对现有思想体系的反叛，这些思想体系持续生存下来主要是因为它们没有面对过新鲜的、难以对付的事实。可以肯定，后来甚至这一“反叛”活动也体制化了，但它的出发点是反对基础牢固的、具有特权的知识系统。技术领导者纯粹对新事实抱怀疑态度，因为它们可能摧毁人们对于他已确定的计划的合理性的信念，或显示他的计划无效，或揭示出他的规划中并不希望出现的结果。在他的活动范围内，新事实威胁着他的社会地位。在技术领导者的控制下，技术专家在寻找新事实方面会受到限制，以免他发现不受欢迎的新事实（比如，抑止新的但“不需要的”发明）。对圣哲而言，结论早已确定，公正无私的新事实观察者对他来说没有用处，因为这可能使他带有偏见的观点处于窘境。学者对真正的新事实持肯定或否定态度，这要看学派系统体制化的程度：在最初阶段新事实至少是可接受的，但是，一旦系统充分形成，对这个学派的智识信念就会排斥对新发现的积极肯定态度。因此，“一个事实发现者，在探索未知时可以自由纵横驰骋，但在拥有充分调控的传统角色的科学家群体中没有任何地位”。兹纳涅茨基对这类知识恐新症做了开拓性的分析，帕累托基本上把这种现象视为理所当然，而不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按照类似的方式，兹纳涅茨基向人们表明，神学思想学派之间的论争是如何导致世俗化的。最一般的命题是：冲突作为社会互动的一种类型，至少以三种方式致使神学知识部分地世俗化。首先，只要对立学派双方接受不同的神学传统或对同一传统做不同的解释，那么，以通常的方式诉诸神学权威在冲突情境中就不起作用了。“理性分析”是公正的裁判官。其次，必须说服群体外成员（非信仰者）相信自己的信仰是值得怀疑的，另一种信仰颇为人们交口称赞。这里又涉及理性或伪理性论证，因为再没有其他不受挑战的权威。最后，神学学派之间的争斗唤醒了知识分子中旁观者的怀疑主义，这种怀疑主义必须加以遏止，以免在“公众”中败坏神学学派的权威。遏止的一种方法又是理性劝说。16、17世纪期间各清教派别之间争论的历史，虽然兹纳涅茨基没有明确对其加以研究，却提供了一系列经验材料，特别适于用上述框架加以分析。各派都为彼此冲突的观点寻求神学权威，在证实各自主张的合法性过程中，逐渐采纳了一系列精致的理性与经验根据。这一历史时期把神学知识引向世俗化的动力，按照兹纳涅茨基的术语很容易加以概念化。但是，当学派、教条和权势结构大量出现，因而妨碍着任何单个学派称霸的现象变得昭然若揭之时，人们就会发现一种权宜之计，即互相容忍。总而言之，这本篇幅短小的著作，为我们整理知识社会学领域纷繁复杂的材料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它又为富足的假说宝库锦上添花，这些假说通常都可以从兹纳涅茨基的早期著作中获得，因而在一开始就有了经验证明的标准。然而，应该指出，本书仅仅是知识人的社会学的一部绪论，无疑，第一个承认这一点的人将是兹纳涅茨基；此外，这本书的导言容易遭到种种批评。它没有提供系统的历史文献，虽然从正文可以推知，拥有大量经验材料是这项工作得以展开的基础。当兹纳涅茨基对从早期社会结构中发展出各种各样角色的方式做一般化阐述时，人们尤其希望他能提供系统的证据。就目前而言，兹纳涅茨基的阐述只是一个似乎合理的重构，这一有待发展的框架面临许多不利条件。他的一个主要假说，即角色是通过连续分化形成的，有待经验检验；在获得证实之前只能视为一个猜想。另一方面，如果他能更充分地把角色范式（社会圈子、自我、地位、功能）用于分析每一个所讨论的角色，就会大大提高他这项工作的价值。事实上，他较多地注意到了角色的功能，而对角色成分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关注不够。这只不过相当于说，兹纳涅茨基拥有的概念是如此丰富，以至于他发现，他只可能先摘取第一批果实中最成熟的部分。即将出现的一些经验研究，诸如洛根·威尔逊的《学术人》（Academic Man），无疑将从兹纳涅茨基为解决这类课题而建立起来的概念框架中受益匪浅。他的角色分类当然只是暂时性的，因而宜于做必要的修正。总之，这是一本富有启发性的书，这一课题未来的研究者谁也不敢忽视它；它是未来事物发展的希望，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希望要靠它自己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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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选编自《知识人的社会角色》，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购买此书阅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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