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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维:关于“国家”,中国和西方为何存在沟通障碍?

潘维 道中华 2023-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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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的概念,中国和西方有着理解和沟通的障碍。已有的中西方政治理论聚焦国民与政权的关系,以社会(society)与政权(state)两种形式解释历史演化。中国理论强调政权塑造社会构成,政权的先进性决定社会先进性。西方理论强调社会构成塑造政权,社会的先进性决定政权先进性。然而,政权与社会两分的方法导致了“国际”与“国内”知识体系的逻辑断裂。
老子言:“二生三,三生万物。”北京大学潘维教授认为,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entities)是“政权(state)与社会(society)”两分之外的“三”,希望这一概念比现有的理论更能有效解释“国家”进化。以下是“道中华”对潘维的访谈。
记者:您提出“政治共同体”概念,它和中文“国家”概念有何关
潘维:什么是“政治共同体”?中文“国家”的本意就是“政治共同体”,即国民、国土、政权的三位⼀体。“国家”包含政权,却远不仅是政权。很遗憾,当代中文普遍以“国家”指称“政权”(state),而以“社会”指称“家”。这迫使我以“政治共同体”取代“国家”。自古以来,“中国”是“家国同构”的政治共同体,故称“国家”。“国”类似“大家庭”,包含无数小家。由小家而大家,由大家而国家,是国土、政权、国民及其福祉的三位⼀体。
古文“中国”原指“都城”。城邦政权统领本邦民众及四方乡土。三千年前,西周聚合数百成千城邦,实现了“封建”大一统,是中华政治共同体“大一统”的开端。孔⼦精编西周诗歌,即《诗经》。其中,《⼤雅·⺠劳》传为西周时“召穆公”召虎所作。召虎,姬姓召氏名虎。公元前841年,周厉王被都城镐京的“国人暴动”推翻,召虎与周定公辅佐周宣王即位,即“周召共和”,是为中国史确切纪年的开端。

西周时期中心区域。(图片来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民劳》⾥有“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之句;这一句同时出现了“民、小康、中国、四方”四大概念,显然包含民和民之福祉、居都城的政权、以及国民和政权赖以生存的“四方”国土。还有,“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国,以为民逑”;“民亦劳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国,俾民忧泄”;“民亦劳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国,国无有残”。这几句以民生欢乐忧愁和安宁为政治之本的古朴诗句,惊天地、泣鬼神,感动中华三千年。国泰民安、国无有残,迄今仍是中华百姓的至诚愿望。
记者:中西文明存在明显差异,那么,中西“国家”概念差别又体现在哪些方面?

潘维:“nation”这个概念的原初含义是“国民”,与《民劳》⾥的“民”类似。但较之三千年中华⼤⼀统,“nation”在西方出现得很晚,晚到17世纪中叶。中世纪欧洲充斥封建王公“领地”(kingdom)。民众附属于王公贵族拥有的“四方”乡村⼟地(country)。这些土地和地上属民常被王公当嫁妆相互赠送。西方学界公认:欧洲的“nation”是1648年打完“宗教战争”(三十年战争)后才出现的,迄今不到四百年。战后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国界固定,即王公不能再随意互赠国土和国土上的民众。随之而来的是“人民主权”概念。“主权”原指“天主”的治权;“人民主权”则以“国民”(nation)取代“天主”。

1648年的欧洲形势。(图片来源:《世界历史地图集》)
由于欧洲直到“近代”才结束“封建”史,西文缺少政治共同体的统称,只有政权(state)、国土(country)、国民(nation)三者的分称。中文以“国家”为政治共同体的统称,但缺少三者的分称。于是,西文三个分称在中文里都被译为“国家”。这是当代中文用“国家”指称“政权”(state)的最初缘由。
西文“nation”的原意是“国民”,而今则代指传统中文意义上的“国家”,即国土、国民、政权“三位⼀体”的政治共同体。何为“三位⼀体”?国民生活在国土上,以国界区分。国土是“人民主权”的硬界限。先厘定“国土”界限,才谈得上“民主”。以为西文概念“nation”专指“语言文化共同体”,是当代中国学人的重大误解。这一误解不仅导致知识陷阱,而且导致学术乌龙。
记者:有些中国学人误以“nation”专指“语言文化共同体,西方“nation”是如何演变为“国家”概念的?
潘维:“Nation”被看作“语⾔文化共同体”,源于这个概念内涵的历史流变。起初,在17世纪,“nation”并未强调“语⾔文化”,只是默认欧洲传统封建领地的疆界为国土疆界。欧洲封建领地⾥包含多种语言文化。罗马帝国被日耳曼各部落肢解后,各日耳曼语与其他欧洲语⾔逐渐混合成“方言”。从中国视⻆看,欧洲的多种语⾔远不及中国“方言”数量众多。若用字母文字准确拼写天津话发音,北京话与天津话的差别未必小于俄语和乌克兰语的差别。
从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的美洲开始,“民族解放运动”兴起。“民族解放运动”是摆脱欧洲各殖民帝国统治的“建国运动”,建立独立的“nation”,即政治共同体。哪些群体有资格成为“nation”?这就需要先“认定”国民,根据语⾔和(宗教)文化主观认定“国民”。于是,“语⾔文化共同体”成为认定“民族”的主要标准。这里,“民族”(nation)指尚待建立自主政权(state)的政治共同体。中文初译“nation”为“国族”,二十世纪中期统一译为“民族”。于是,认定语⾔文化差异就是认定“国族”。
然而,如此人为“认定”的国族,天然规模小,生存力低,语⾔文化差异原本界限模糊。这也不是美国从英国独立、建立自己独立政治共同体的原因。事实上,英国人与北美13个英属定居区的语⾔差异,小于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语⾔差异。支持美国独立建国的重大势力是英国的死敌法国。

美国独立战争。(图片来源:《世界历史地图集》)
然后,到20世纪中后期,欧洲殖民帝国不复存在,“民族解放运动”结束。此时,所有大中型政治共同体都包含多种语⾔文化共同体,但也都努力让本国通用语⾔和通用法律成为“主流”,以使“政治”共同体拥有较强“内聚力”。从此,“nation”就是“政治共同体”。没有独立政权的“语⾔文化共同体”不会被承认为“nation”,没资格加入“联合国”(United Nations)
21世纪的“民族解放运动”是政治共同体内由外部强国挑动的分裂运动,多与“恐怖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相关。这个曾经针对欧洲殖⺠帝国的运动,而今是逆历史潮流的反动运动。概⾔之,西学曾视“nation”为“文化共同体”;但而今指称“政治共同体”,指称有独立政权的“国家”。所以,“United Nations”(联合国)不是“文化共同体”间的组织,不是“民族”间的组织,而是“国”际组织。
记者:您认为澄清中⻄“国家”概念的流变有何意义?
潘维:今欧美人普遍认为,政治共同体“nation”包含多元语⾔文化。只有希特勒才鼓吹纯种、单⼀语⾔文化的“nation”。连偏居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原先与“纳粹”关系密切的北欧各国,而今也盛行多元文化。美国总统常挂嘴边的“We American nation”,指的是“我们美国”或“我们美国⼈”,并非标榜单⼀⽂化。事实上,绝大多数美国人为美国是个拥有多元移民文化的政治共同体而⾃豪。所有美国家庭移居美国的历史,迄今都不超过四百年。
“Nation state”又是什么?那不是指单⼀语⾔文化共同体的政权。“State”是政府“government”的抽象词,正如中文以“政权”作为“政府”的抽象词。在联邦制下,“州”政府也是“state”,联邦政府(federal government)的抽象词是“nation state”,也就是“全国政权”或“中央政府”。直到“国家”和“政权”消亡、世界实现大一统之前,“nation”和“nation state”都不会“过时”。
中国在反抗欧洲殖⺠帝国的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曾经起到重要作⽤。中国也在内部“认定”出了不分“nation”和“ethnicity(族裔)”的56个“民族”。中国学界的重⼤误解是将“nation state”视为特定语⾔文化共同体的政权。简单概括,中文的“国家”,原指国土、国民、政权三位⼀体的政治共同体,但而今中国学界以“国家”指称“政权”(state),几乎放弃了中文“国家”的本意。西学“nation”的原义是“国民”,而今则指称“政治共同体”,即中文“国家”的原义。
澄清中西“国家”概念的流变,是推动知识进步的第⼀步,也有利于民族理论研究创新,为解决概念混乱,所以有必要引入“政治共同体”概念。

受访者简介:

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法学学士、硕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比较政治理论、比较政治、政治学方法论、中国社会与政府等。著有:《农民与市场》(Behind China's Economic Miracle)、《法治与民主迷信——一个法治主义者眼中的中国现代化和世界秩序》《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当代中华体制》《信仰人民》《士者弘毅》等。




监制 | 杨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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