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國球：夏志清夏濟安兄弟書信中的學者成長史

文匯學人不激不随 2020-01-01

夏志清的夫人、《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的主編王洞女士在書中前言提到「濟安從小有理想，有抱負，廣交遊，有外交長才。志清卻是一個隨遇而安，只知讀書的好學生」，性格迥異的兩兄弟卻又十分投契，「兄弟二人在信里，除了談論時政家事外，就講文學，評電影，品京劇，也月旦人物，更多的時候是談論女人與婚姻。」

今天推送的訪談文稿首發於文匯學人，「不激不隨」將分兩次推送。文章中，我們將跟隨陳國球教授，從學術意義角度去體會《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在跨越了半個世紀後，這些書信經過編者們的悉心整理、收錄得以展現在我們眼前，讓大家窺見兄弟私語中的情懷、時代與學者成長之路。

▲《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卷一至卷三）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以下採訪內容轉載自「文匯學人」，轉載時略有修改）

陳國球：夏志清夏濟安書信中的學者成長史

李浴洋

我們讀到古人的書信，大都是通過他們的文集。也就是說，這些書信已經經過了人為的選擇，是一種單向的表達。但《書信集》中收錄的夏氏兄弟的書信卻是它們的本來面目，這是非常難得的。

從2015年開始，由夏志清夫人王洞女士主編，蘇州大學文學院季進教授編注的五卷本《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以下簡稱《書信集》）陸續推出繁體中文版，迄今已經問世三卷。而今年，卷一（1947—1950）的簡體中文版也由「活字文化」推出。至此，漢語讀者就都有機會見到這部卷帙宏富的《書信集》了。近日，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生李浴洋，就夏氏兄弟及他們之間的通信對現任職於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的訪問教授陳國球先生進行訪談。

▲陳國球教授（相片來源Mr. So Photography）

陳國球畢業於香港大學與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現任香港教育大學中國文學講座教授、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總監與香港人文學院創院院士。著有《明代復古派唐詩論研究》《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文學如何成為知識？》《抒情中國論》與《香港的抒情史》等，編有《文學史》集刊（與陳平原教授合編）、《抒情之現代性：「抒情傳統」論述與中國文學研究》（與王德威教授合編）與《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主編，共十二卷）等。

書信中的時代、私語與學人成長史

李浴洋：

1940年代後期，夏濟安、夏志清兄弟二人都曾在北大任教。在某種程度上，北大可以說是他們學術生涯的起點。我們今天也在這裡探討他們之間的書信。在您看來，《書信集》面世的最重要的意義是什麼？

陳國球：

我想，《書信集》出版的意義至少可以從內容與形式兩個角度來講。首先，就個體層面而言，其中記錄了兩位重要的華人學者——夏濟安、夏志清兄弟二人在1947至1965年間對於人生道路、現實世界與知識世界的探索。他們就這些方面的話題進行的交流，很多是只可能在相互信賴的親密無間的兩個個體之間展開的。而在他們通過書信展開交流的十七年間，正是中國歷史、政治、文化與社會發生巨大變動的年代。他們兄弟二人的足跡先後經歷中國大陸和香港、台灣地區與北美，在冷戰背景下，他們在當時做出的觀察、反應、思考與選擇，自然也就可以為我們更好地認識與理解那個時代提供某種參照。因此，無論是從個體角度來說，還是從「時」、從「地」的意義上看，《書信集》都是一部很有價值的文獻。

除去內容方面，《書信集》在形式上也自有其意義。「書信」這一體裁的歷史非常久遠，在中國文學史與學術史上原本就有通過書信表達判斷與互動的傳統。但我們讀到古人的書信，大都是通過他們的文集。也就是說，這些書信已經經過了人為的選擇，是一種單向的表達。但《書信集》中收錄的夏氏兄弟的書信卻是它們的本來面目，這是非常難得的。

李浴洋：

我注意到，夏志清最後的學術工作幾乎都與「書信」有關。根據王洞女士的介紹，在他2009年首次病危時，最為掛懷的事業便是希望可以將他與張愛玲以及夏濟安的書信整理出版。經過他歷時三年的努力，《張愛玲給我的信件》於2012年問世。次年，夏志清去世。在他身後，王洞女士秉承他的遺願，開始與季進教授一道編注《書信集》。參照一些與他晚年有過交往的學者的回憶文章可知，為了這兩種「書信集」，他基本上投入了自己最後的全部精力，甚至為此擱置了一些系統整理個人學術著述的提議。您如何看待他的這一選擇？

陳國球：

夏志清晚年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書信整理中，與他最後一個人生階段的生活狀態有關。1991年，他從哥倫比亞大學退休。從1992年開始，他基本上就沒有再做大型的學術工作了。夏志清的主要學術著作有三種，即他的三部英文專書與論文集：一是1961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二是1968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古典小說》（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三是2004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收錄了他在哥大任教期間的16篇重要論文的《夏志清論中國文學》（C. T. Hsia on Chinese Literature）。所有這些，都是他在退休以前完成的。此外，他還有一些中文著作，編選過兩種中國文學英譯的大學教材。但最重要的便是這三本，而他的學術地位，也正是通過這三本著作建立起來的。夏志清是很有信心的學人，他相信這三部著作已經足以使他「不朽」了。因此，在退休以後，他便進入了另外一種生活狀態。在我看來，他在最後一個人生階段所做的其實是一種對於人生經歷與學術道路的「回顧」。

夏志清對於書信的整理，便是一種「回顧」。在他的生命中，與張愛玲以及夏濟安的音問交流無疑是兩段非常重要的經歷。張愛玲是他最欣賞的中國作家，夏濟安則是他在生活與學術上最信賴的兄長。當然，《張愛玲給我的信件》與《書信集》也有不同。在前者中，「主角」是張愛玲；而在後者中，「主角」則更多是夏志清自己。所以，對於瞭解夏志清的生命史而言，更重要的應當還是《書信集》。

《書信集》的出版說明夏濟安、夏志清兄弟對於往來書信都有十分精心的保管。保存下來的612封書信儘管不是他們的全部通信，但數量已經相當可觀。他們當初應當完全沒有考慮過會在日後將通信發表，所以這一行為說明了他們原本就視彼此的通信為個人生命的重要記錄。是故，《書信集》的出版承載的也就更有一種「回顧」的意義了，因為其中記錄的是他們的真實足跡。雖然夏志清生前只整理完成了張愛玲給他的信件部分，但我相信王洞女士執行的正是他的思路與追求。

▲年輕時的夏志清（右）與哥哥夏濟安。

「八卦」？「學術」？

《書信集》反映的夏氏兄弟人生經歷

李浴洋：

《書信集》繁體中文版面世後，引起不少反響。審讀過卷一書稿的王德威教授在《後記》中指出：「（夏濟安、夏志清）兩人在信中言無不盡，甚至不避私密慾望。那樣真切的互動不僅洋溢著兄弟之情，也有男性之間的信任，應是書信集最珍貴的部分。」那麼，《書信集》中最讓您感興趣的部分是什麼？

陳國球：

我是2015年在台北出席「中研院」舉辦的「夏志清先生紀念研討會」前夕，首次讀到《書信集》卷一的。記得當時的會議日程非常緊張，我利用一個晚上的時間把卷一翻了一遍。因為那次會議兼有「紀念」性質，又適逢卷一首發，所以大家在討論《書信集》時，更多關注的自然都是與夏志清的人生經歷有關的內容，還有一些「八卦」。而我在翻的時候目標卻非常單一，就是去看其中學術性的部分——具體而言，便是夏濟安與夏志清的讀書心得。以往我們對於他們兄弟二人的最初印象，便是他們編輯雜誌、從事翻譯、寫作專書與引發辯論，好像他們一出手便是十分成熟的學者。但在《書信集》中，我們卻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們的讀書軌轍，包括他們最早讀的是什麼書，如何從一本書讀到另一本書，他們在讀書過程中如何轉變與更新他們的書單，以及他們就一些學人與學術著作所做的臧否，等等。換句話說，《書信集》再現了他們整個學術訓練的過程。在我看來，這是其中很有意義的部分。

以夏志清為例。我們此前能夠讀到的他最早的學術著作便是《中國現代小說史》。但通過《書信集》，我們可以知道，小說，尤其是「中國現代小說」其實並非他長期關注的對象。他在寫作《中國現代小說史》之前所受的學術訓練幾乎都是關於詩歌研究的。特別是在英國詩歌研究方面，他投入了很多精力。他在耶魯攻讀的便是英國文學博士課程，博士論文正是關於英詩的。那麼，他的學術興趣是如何從英詩轉向中國小說，在這一轉向過程中，他有哪些「變」，又有哪些「不變」，這就值得我們去思考了。

Cover of the 1999 reprint of C. T. Hsia's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我認為，《中國現代小說史》儘管有文學史的眼光，但主要還是一部「文學評論集」。夏志清所完成的是一項在歷史向度上的文學批評實踐。這應當是我們對於《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基本定位。而他之所以會這樣研究「中國現代小說」，與他此前所受的學術訓練直接相關。也就是說，在他對於「中國現代小說」的研究中，其實貫徹了許多英詩研究的方法。所有對於這部著作的討論，都應當首先回到這一「起點」上。在《書信集》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學術成長的過程。在某種程度上，我閱讀《書信集》，關注的正是學者的成長史。

▲1955年的夏濟安(右)、夏志清

夏志清文學觀念變化的過程

李浴洋：

這就說到您在《「文學科學」與「文學批評」——普實克與夏志清的「文學史」辯論》一文中，曾經對夏志清的文學觀念的形成詳加考證。您認為他在寫作成名作《中國現代小說史》時，「其出發點固然是『新批評』的文本中心論，但終點卻是滿懷道德熱誠的利維斯『偉大的傳統』觀」。強調夏志清在燕卜蓀、蘭色姆與布魯克斯之外，還受到了利維斯的深刻影響，是您的重要創見。在《書信集》中，您是否又發現了更多可以豐富與補充這一命題的材料與線索？

陳國球：

事實上，夏志清在1978年《中國現代小說史》的中譯本序里就提到自己受到利維斯《偉大的傳統》（The Great Tradition）的影響。在閱讀《書信集》時，我的確留意過夏志清是從何時開始接觸利維斯《偉大的傳統》的。其實他閱讀利維斯很早。在2002年發表的《耶魯三年半》一文中，他提到自己早在上海期間就已經看過利維斯的《英國詩歌的新方向》（New Bearings in English Poetry）與《重新評價：英國詩歌的傳統與發展》（Revaluation: Tradition and Development in English Poetry）。《書信集》可以印證這個說法，從中我們更清楚地知道他是比較晚才接觸專門談小說的《偉大的傳統》，當然這本書也要到1948年才出版。

利維斯是劍橋文學批評學派的關鍵人物。而這一學派的其他代表，像瑞恰慈與燕卜蓀，都對同一時期的中國文壇產生過很大影響。他們基本都是做詩歌研究的，所以夏志清的學術之路也是從新批評到利維斯的英詩研究。

夏志清是在耶魯讀書期間開始涉獵小說研究的。《書信集》記錄了他在耶魯修過一門小說研究的課程。而他讀《偉大的傳統》，便是為了應付這門課，這時已是他的博士課程的後期。可以說，夏志清的文學觀念正是在這一從英詩到英國小說的學習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此後，他寫作博士論文以及初任教職時，仍然都是以英詩為主。但當他著手完成《中國現代小說史》時，他受到的《偉大的傳統》的影響便浮現了出來。

不過，就像我剛才談到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主要是一部「文學評論集」。在夏志清寫作時，他做的主要工作還是從文學批評的角度對小說文本做出判斷，以此去發現他眼中的「好的作品」。我說《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寫作受到《偉大的傳統》的影響，可以聯繫到他提出的「情迷中國」（Obsession with China，又譯「感時憂國」）的觀點。但必須說明的是，在1961年出版的《小說史》第一版中，夏志清並未提出這一看法。在1971年由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第二版中，他才加入了《情迷中國：現代中國文學的道德包袱》（Obsession with China: The Moral Burde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這篇著名的論文作為附錄，同時作為全書的「主線」。

由此可見，夏志清的文學觀念並非一成不變，而是不斷發展的。起初，他考慮最多的應當是「文學批評」本身的標準，即一部作品「好」還是「不好」，它的結構如何，它的技藝，等等。但在研究過程中，他開始考慮一部作品在「文學批評」以外的意義了，例如對於人生的意義，對於社會的意義，對於民族國家的意義，等等。因此，他才會把「情迷中國」的說法補充進來。而《書信集》記錄的便是他的這一思考過程，這對於我們更為準確地理解夏志清的文學觀念無疑是很有幫助的。

（未完待續）

註：

利维斯（F.R. Leavis），1895-1978，英國文學批評家，曾任教於唐寧學院、劍橋大學、約克大學等著名學府。

燕卜蓀（William Empson），1906-1984，英國著名文學批評家和詩人，擅長研究中國現代派詩歌。

蘭色姆（John Crowe Ransom），1888-1974，美國教育家、文學批評家和詩人。

布魯克斯（Cleanth Brooks），1906-1994，美國文學批評家。

瑞恰慈（Ivor.A.Richards），1893-1979，英國著名文學批評家、美學家、詩人、語言教育家。

▲《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卷一至三），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夏志清論中國文學》、《中國現代小說史》，夏志清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簡體版《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卷一（1947-1950）》，活字文化策劃，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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