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碳达峰”与“人达峰”交汇，不可不知的挑战与现实（续）

在上一篇（当“碳达峰”与“人达峰”交汇，不可不知的挑战与现实），我们分析了我国在“碳达峰”的征途中面对的“三大挑战”和“三大现实”，今天刊发“碳达峰”“人达峰”系列文章第二篇（中），本文将着眼于在“人达峰”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的时代大挑战。

七人普数据显示，我国的总和生育率（TFR=1.3）已经低于少子老龄化最严重的日本（TFR=1.4），东北地区的生育率也是全球最低水平。我国老龄人口（60岁以上）与儿童人口（0-14岁）出现了史诗级逆转，宣告了我国已经进入少子老龄化的加速期。

人口的结构性变化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变量之一。

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超2.64亿，65岁以上老年人口超1.9亿，未来十年伴随第二波婴儿潮（1962-1971年出生）人口进入60岁，老年人口又会新增2.66亿，这一波的增长无论从规模还是速度，都比过去十年来得更加凶猛（图1）。

图1 我国历年出生人口数量及大事记（1949-2019年），资料来源：人口统计年鉴

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有12个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14%），东北和西南地区成为老龄化的重灾区；18个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7%）。

浙江和广东凭借外来人口的稀释成为最大赢家，可确保比较健康的人口结构；只有西藏尚未进入老龄化阶段（图2）。

部分城市已提前进入超老龄化社会，如江苏南通、泰州，四川资阳、自贡等城市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超过21%。

全面少子老龄化引发社会经济的诸多连锁反应。

比如，近年来一些大城市的“抢人大战”暴露了各地政府的“人口焦虑”。接下来的十年，随着年龄中位数的增加，劳动人口比例的下降，将会带来劳动力不足、用工成本升高等系列问题，“抢人大战”将愈演愈烈。

又比如，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本质上是一种转移支付，是从当下劳动人口中征收一笔钱，支付给同一时期已经退休的人，相当于“寅吃卯粮”。

随着抚养比的增加，未来如果没有足够的年轻人缴纳社保，那么老年人的退休金来源也将慢慢萎缩，势必会让国家财政承担更大的压力，上海户籍人口的老龄化已经不堪重负，需要不断吸收外来劳动人口来平衡养老保险金的缺口。

少子老龄化加速了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的应用，也导致了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革新。

我们不得不承认，“机器换人”引发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正在上演，传统的人与人之间形成的生产关系正在被新的生产关系——人与机器的关系所替代，人在工业生产中的地位和角色发生了变化。

2019年，具有协同工作能力的机器人（Cobot：collaborative robot）已占全部机器人稼动台数的4.8%，且这种趋势正在扩大。

由于机器的功能延伸和对人的替代，单一生产单元中对人的需求量相对下降；另一方面，机器复杂度的增加，实际上对产业工人在多领域的技能和编程、系统处理等方面的知识提出了更高要求。

这些都意味着在“机器人革命”浪潮的荡涤下，一国产业竞争优势的内涵、产业竞争优势所依赖的资源基础以及国家间产业分工形式都将发生深刻变化。

我国多年来的发展是建立在人口红利、以市场换技术的背景下，通过把分母做得足够大，去摊薄成本取得竞争优势，但未来面对人工智能的潮流，如果不对劳动者的个体能力和素质全面提升，在少子老龄化社会我们的竞争优势将荡然无存。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更加碎片化的社会。

一是家庭结构的碎片化。七人普透露出的问题，不只是老龄化、少子化这些表面难题，而是家庭，这个构成社会的原子本身出现了根本性危机。

七人普数据显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的3.10人减少0.48人，我们的家庭规模趋于小型化，家庭平均人口从此前经常谈及的“3人家庭”，向“2人家庭”甚至单身家庭过渡。

目前，我国单身人口已达2.6亿，一人户家庭占比达到20%，两人户家庭占比达到30%。

人户分离，晚婚晚育、不婚不育、婚而不育的群体逐渐增加，家庭构成更加多元化（如核心家庭、丁克家庭、单身家庭等），传统的大家庭结构加速瓦解，反过来也加速了“人达峰”的到来。

此外，中国有8500多万残疾人、4000多万失能老人需要赡养和照顾，目前多数是家庭在消化这个难题。

如果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不断减少，这些难题将只能推向社会，那样的话，家庭不再是社会危机的缓冲带，这对中国社会福利支出造成巨大的压力。

“相对老龄化、生育率难题，家庭小型化是更大的社会危机，它直接解构的是中国家庭这个社会救助的最基本单位。过去，家庭负担一切、救助一切，家庭是生产单位，也是保险公司还是养老院，家庭观念有似乎宗教意义重要性，现在家庭面临缩水并处于快速瓦解之中。”——肖锋（资深媒体人）

二是生产关系的碎片化。家庭结构的碎片化会逐渐改变生产关系。中国传统的生产关系往往建立在亲缘、血缘、地缘的关系之上，但是今天每个人与工作场所（企业）的关系与从前有了本质的变化，师徒传承、子承父业、从一而终的工种将越来越少，跳槽、转行、创业，甚至中年失业都成为普遍现象。

我们的工作履历相比父辈变得更加不确定，传统的相对紧密的“集体”意识逐渐淡化，已经很难形成在工作中的长久关系和默契，这就导致了技术和经验很难沉淀和传承，很多时候会出现“断层”。

三是社会关系的碎片化。家庭结构的碎片化和生产关系的碎片化会相应地触发社会关系碎片化，必然导致原来组织化程度很低的中国社会原子化，逐渐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

大城市的“打工人”“移民家庭”难以融入当地社会，在异乡形成了一座座孤岛和小圈子。他们很难在大城市真正“扎根”，“异乡人”基本上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才能构建起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

碎片化的社会关系已成为城市化社会的一种特征，它更加重视个体素质的提升，更加需要单兵作战能力，相比“经验主义”，更加强调“机会主义”，为了更快地扎根，每个人不得不“奋力成长”，对每个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碎片化的社会关系可能也是导致社会的“内卷化”的原因之一，导致社会自组织能力下降，还会导致出现心理问题。

人口结构的变化，把我国拉入了另外一个轨道。

早在2011年，先后与中国五代领导人打过交道、半辈子观察中美问题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回答中国能否在2050年成为最强大国家时，曾这样表示：

“中国将由于计划生育而在2030年开始出现巨大的人口危机，这种人口危机是其他国家都未曾有过的。因此，不能根据中国目前的发展趋势简单地推测中国将成为强国，没有理由认为美国将落后于中国。”

毕竟，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汇聚了全世界的人才。

那么，基辛格的推断是否会成真？

日本重仓布局东南亚，制造业回流美国已是不争的事实，其中，日系企业撤离中国的前三大原因是本地市场营业额缩小（50%），成本增加（37.7%），出口减少造成的营业额减少（29%），这些都跟中国人口的结构性变化密切相关（图5）。

2020年，丰田汽车旗下高端品牌雷克萨斯在印度班加罗尔开设了除美国外的海外工厂（改建自原有的丰田生产线）。

但是，2019年，雷克萨斯在中国的年销量为20万台，而在印度的年销量仅为600台，不及中国销量的零头。

雷克萨斯的海外新建工厂“弃中投印”，难免令人有些不解。其实除了雷克萨斯外，包括宝马、奔驰和奥迪等高端汽车品牌也都在印度有制造基地。

究其原因，抛去关税（印度对进口车实施100%关税），以及国外品牌必须以合资形式在中国建厂等准入政策原因，相比中国，东南亚在劳动力、原材料成本上已具有全面优势。

比如，东盟十国的平均年龄仅29.1岁，我国已达到38.8岁，相差接近10岁，印度的年轻人口数量已经大大超过中国，2018年我国劳动人口数量跌破9亿，七人普劳动人口为8.8亿，两年间减少近2000万（图7）。

在用工成本方面，我国制造业领域的操作员、工程师层面的工资水平已经超过大部分东南亚国家2倍以上；在非制造业领域的用工成本也接近NIEs国家和地区（即新兴经济体，指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的水平；

在原材料成本方面，中国的原材料价格高出菲律宾、越南、柬埔寨、缅甸、老挝等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图8）。

因此，在成本压力和市场的驱使下，日本的海外投资和供应链加速向东南亚转移。日系通信机械、电子元器件/设备等制造业企业对扩大在东南亚国家的生产规模表现出较强的意愿，而对扩大在中国生产规模的意愿低下，生产类和供应链企业大多转移到越南、泰国等国家（图9）。

2019年日本经济产业省调查显示，2009-2018年十年间，东南亚10国的日系企业数量占比上升了5.4%，而在中国的日系企业占比下降了0.4%。

从日系企业在当地的雇员数量来看，2014年到2018年五年间，中国日系企业雇员数从179万人减少到144万人，减少率达到19.5%。

同时，东盟十国的日系企业雇员数从199万人增长到221万人，增长率达到11.1%。

从日系企业营业额上来看，东盟十国领先中国的优势越来越大。从2014年的4.2兆日元，扩大到2018年的6.9兆日元；东盟十国有可能取代中国成为日本对外投资第一目的地（图10）。

根据调查显示，今后1-2年有意愿在中国扩大生产规模的企业下降到36.6%，比2019年调查下降6.6%，有意愿在越南扩大生产规模的企业则为46.8%（图11）。

中国如何在少子老龄化这一历史趋势下保持制造业优势，是一个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另一方面，美国的西南部地区（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德克萨斯、俄克拉荷马等州）正成为美国的新制造业和科技创新中心，这些州凭借低廉的土地价格、优质的公共服务配套、优惠的税收政策和靠近港口的地理优势，在近三年内吸引了美国制造业增量的30%，增加了超过10万个工作岗位。

越来越多的技术熟练工人和高科技创业者、风投企业来到美国西南部，奥斯汀的崛起就是一个美国次发达地区成功逆袭的生动案例（图12）。

我国建国70年来大体上经过了生育政策的三次演变，生育权从家庭自主到政府计划，生育政策从鼓励到严控再到放松。

最近一次生育政策调整是从2014年至今，属于放松计划生育阶段，即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到“放开三胎”。

但实际上，全面二孩政策效果远不及预期，生育堆积效应已经消退。继2018年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万至1465万，2020年出生人口1200万，比2019年下降265万，降幅为18%。

实际上,二孩父母中大部分为80后，还属于在大家庭气氛中成长的一代，随着80后一代育龄结束，出生人口将进一步“坍缩”。

纵观其他发达国家，鼓励生育的政策效果也并不理想。北欧国家有过短暂的生育率回升，主要是由于高社会福利、逆都市化和对非婚生子的宽容等原因，对我国现阶段并不适用。

相比更具参考价值的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早在1970年代开始通过保障休假、经济补贴、托幼服务、女性就业支持等支持政策鼓励生育。

但事实上，如今，日本人口连续12年负增长，韩国生育率跌破0.84，全球最低。

所以，长期来看，出生率与教育、医疗、地产、就业、财政、宗教、法律、风俗、社会发展阶段等等关系密切，单纯鼓励生育往往治标不治本，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

中国的少子老龄化与西方国家的一个本质区别，就是在经济上“未富先老”、制度上“未备先老”。

美日韩老年人口比重达12.6%时人均GDP均在2.4万美元以上，而中国仅1万美元。

我国部分城市的老龄化程度已经跟发达国家比肩，但人均GDP与发达国家差距不小。如2018年，上海的老龄化程度等同于意大利，但人均GDP只有不到意大利的2/3（图13）。

换句话说，发达国家的少子老龄化是建立在充分城市化、工业化、高收入的福利社会，从进入老龄化阶段到深度老龄化、超老龄化阶段，经历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过渡期。

而我国只有30年的过渡期，少子老龄化发生在城镇化爬坡期，尚未完全实现工业化的阶段。

加之在新的形势下经济增长变数不断，同时要面对“双碳”目标的压力，伴随人口结构性变化而到来的“人达峰”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变量之一。

本文着重分析了伴随着人口结构变化随之到来的“人达峰”现象所引发的系列“蝴蝶效应”，我们正面临的“三大挑战”和“三大现实”。

这里我们要澄清一个事实，通俗地讲，讨论人口无怪乎三个问题：人口多寡决定的是能把蛋糕做得多大，人口素质决定的是能把蛋糕做得多好，人口的结构决定的是做出来的蛋糕够不够吃的问题。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第三个问题，也是本文写作的初衷所在。

应对“人达峰”，需要在提高人均生产效率上做文章。一方面，效率的提高可以对冲人口总量减少带来的经济衰退，保持产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效率的提高可以改善人均生活质量、社会福利，解决“一老一小”的问题。

关于人均生产效率，我们在后续文章中将重点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