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燃烧的东北军驻地北大营1931年9月18日夜，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其实，日本扩张的野心在更早的1928年皇姑屯事件中就已暴露无遗。1928年6月4日，东北王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间谍炸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许多史学家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应该从这时候算起。可见，皇姑屯事件的影响被长期低估。作为战争受害方，我们对战争的审视，往往会被民族主义情绪蒙住双眼，结果是将关注的焦点放在战争的残酷性和影响上，而对战前两国步步交恶的历史却鲜有提及，即使有，也很难深入分析其背后复杂错综复杂的博弈关系。比如：疑问一：“到底日本军部是否有一个全盘方案，一开始就把中国全部领土作为征服世界的踏脚石？”

宋彬彬于2024年9月16日0点20分走完了她77岁的一生。宋彬彬，1947年生，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宋彬彬曾因一张在天安门城楼上给领袖戴红袖章的合影而闻名全国。1966年8月8日，刘进与宋任穷女儿宋彬彬等同学成立师大女附中“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为原师大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骨干，他们还成为该校红卫兵组织的领导人。8月18日，刘进、宋彬彬等率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赴天安门，参加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活动。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亲手为毛泽东戴上绣著“红卫兵”三字的袖章。毛泽东问她名字，得知她叫宋彬彬后，毛泽东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宋彬彬答：“是。”毛泽东回道：“要武嘛。”8月19日，由于受到原来反工作组同学的攻击，刘进和宋彬彬贴大字报声明退出“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宋要武（宋彬彬）”的《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一文。8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此文，文章称：“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主席还给我取了个有伟大意义的名字。……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据宋彬彬事后回忆，这篇文章并非她所写，但自此她在学校收到了许多致“宋要武”的信，也有寄给“宋彬彬”的信。几个月后，宋彬彬改名为“宋岩”。1972年春，经当地牧民和大队公社推荐，宋彬彬被一所大学接收，后因谣传而被退回。经老乡及知青反映，负责锡林郭勒盟招生的老师顶着压力录取了宋彬彬，宋彬彬进入长春地质学院成为工农兵学员。1975年，宋彬彬于长春地质学院毕业。文革后，1980年宋彬彬留学美国，然后移民美国。入籍美国后，1989年至2003年在美国麻萨诸塞州环保局任环境分析员，2003年回到中国，经营公司，英资北京科比亚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和北京科比亚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2007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原为北师大女附中）在庆祝建校90周年时，将宋彬彬评为90名“荣誉校友”之一，此事引起争议。宋彬彬晚年一直在中国度过。来源：网络资料整理人生怎么能假设呢？作者：冯翔2014年1月12日的道歉会上，宋彬彬在老师、同学和媒体记者面前，捧着《道歉书》一字一句地念，几度哽咽。当年带她一起贴大字报、派她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刘进向她递去纸巾。实际上我从1967年就开始道歉了南方周末：你从前道过歉吗？宋彬彬：前些年我们同学聚会时，有个同学说到一件事：1967年春节以后，学校被军管，大家都要做检查。她记得我念检查时穿一个蓝布小棉袄，头发都剪短了，说向全国人民道歉。实际上我从那时候就开始道歉了。南方周末：当时道歉什么呢？宋彬彬：检讨我去武汉（编者注：此指宋彬彬受王任重之邀去武汉，发表公开信保湖北省委事件）。我说没想到做这些事情，结果又当了一次保皇派，客观上又挑起了两派的争斗。武汉发的那个署我名的公开信，我一看都傻了。我们的信一个脏字也没写，结果发出来全是骂人的话。我那同学说，她没想到，你们共产党高干的女儿，也会被自己的人、被父辈给骗了。她特别震动。还有，在卡玛的电影（编者注：此指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里实际我已经道歉了。我说：向被宋要武这个名字伤害过的许多人道歉。2007年圣诞节，我写了一篇道歉的文章拿去给我的同学们看，征求她们的意见。中心意思就两个：道歉和感谢。她们都是非干部家庭出身的。南方周末：为什么要找这些非干部家庭出身的同学？宋彬彬：因为她们是“文革”中的被迫害者。另外这些人在调查期间，对我们支持更多。她们敞开心扉跟我谈了很多。我确实非常震惊。当年我觉得她们跟我一样，对她们从没有任何歧视。但我确实不知道她们在想什么，不知道班里真有人在歧视她们。很多出身比较好的同学，愿意谈当年事的人不多。我班自始至终支持我们调查的干部子弟就一个。2008年2月4日我们开座谈会，十四个人参加，干部子弟就我们仨。我、刘进、她。我要是不叫宋彬彬就好了南方周末：你的名字原意是什么？宋彬彬：这名字是我父亲取的，就是文质彬彬的意思。张霖之（原煤炭部部长）一家和我们家关系非常好。他夫人教我吹箫，还送我一支箫，她觉得我适合学这个。我很小时她就认识我，说我真是文质彬彬的。上高中后，感觉箫太文了，才改成了笛子。张霖之在“文革”中被打死，这事对我的冲击太大了。南方周末：你什么时候发现“宋要武”成为一个符号？宋彬彬：“八一八”后，全国各地小报都说我在他们那儿支持他们。都要拿我这个“旗帜”说事。我们班同学都说，宋彬彬也不可能同时出现在这么多地方打人啊？到学校来看我的外校人特别多。我劝他们不要武斗，不要打人。他们都特失望。说闹了半天，原来你是这样。他们觉得我应该很革命，起码不能劝人不武斗吧。还有人说我打死了多少人，形容得我跟一个恶魔一样。我到内蒙插队，当地人就听说我杀人放火，强奸妇女，都不敢接收我。我先生回国以后，人家介绍他，都说：这是宋彬彬的丈夫。他说：我是我，什么宋彬彬的丈夫！南方周末：八一八那天你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的时候，真实想法是什么？宋彬彬：我们当初是保工作组的一派，觉得红卫兵是非法组织。可是毛主席都肯定红卫兵了，8月1号他给清华红卫兵写的信流传出来了。那我们当然就得服从。广播喊女附中来40个人前边集合，刘进就让我挑人带过去。我当过学生会文体部长，认识的人多。我们以为是到前边儿做标兵，所以都挑的个子高的，不知道要上天安门。在城楼上，当时我后边那个人推我去，我想大家都在献，那献就献吧，我也没觉得是多大不了的事。结果一会儿天安门城楼上就广播出来我跟主席的对话了，后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电影都出来了。当天很多人跟我握手，因为我跟毛主席握了手。一个同学说，你要不要改名叫宋要武？我说我不配。我是犯错误的，我保了工作组，不配叫主席起的这个名字。不是我一个人这么想，我认识的同学都没有认为主席是要我改名。这就是开一个玩笑。南方周末：推你的那个人对我说，后来他跟你道过歉。宋彬彬：对，有一次他跟我道过歉。他有什么可给我道歉？不能把什么都怪到人家头上，还是自己的问题。其实不是袖章的问题，是我名字的问题。我要是不叫宋彬彬就好了，就没有宋要武这个名字了，没有这么多事儿了。又是一次改名的事儿南方周末：为什么这么多年不说话？宋彬彬：我去美国留学，一下飞机消息就跟着来了，尤其是华语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宋要武”怎么怎么。我那时候就天天哭啊哭啊。我老公靳剑生跟我说：别怕，只要咱们问心无愧，心里就是平静的。他们爱说什么就说去。你说你冤，“文革”死了那么多人，人家哪家不比你冤？他们跟谁哭去？我就被说服了。一直到2002年，我美国朋友告诉我，现在出了一本书，提到了“宋要武”。这本书是在美国和欧洲所有大学和图书馆里都有的参考书，是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作序的苏珊·布鲁奈尔是法国一个很有名的性别学者，她专门挑了其中一篇文章为分析对象，在序里明确说宋要武是红卫兵负责人，“八五”那天打死了校长，然后“八一八”上了天安门，她爸爸就得到了提升，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我的美国朋友正好认识那篇文章的作者艾米丽，问她，你去调查过没有？她承认说没有调查，就是相信了王友琴的文章。按美国朋友的话说，是很吸引眼球的。很多学者都愤怒了，说这跟小报不一样，这是很严肃的学术著作。这时我才感到，我不出来说话不行了。2002年，靳剑生找刘进，希望联系实验中学，再出一个证明，证明我没有打人。我们说话不管用，让学校来说。这事后来也没办成。第二年我回国了，就打电话给刘进，要弄清一些事情，我们就一起开始调查了。南方周末：后来为“宋要武”这个名字你做过调查？宋彬彬：是我先生做的。他1989年回国创业以后，开始就他觉得几个比较重要的疑点调查，一个是“宋要武”那篇署名文章是谁编出来的，他去光明日报找了一圈，问了好多人，包括总编辑穆欣。查到最后人家告诉他说：是实习记者写的，不知道是谁。查不下去了。另一个是我改名字的问题。他信得过我，知道我没改名叫宋要武，改名叫宋岩了，但要有证据，想查当年的户口。结果人家告诉他，当时没有电子录入，都是纸档案。你得开介绍信，这个很难开；你开到了也查不到。这么多东西这么多年，都堆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仓库里，还有没有都不知道。有可能你翻了十几年都翻不到那张纸。也查不下去了。南方周末：你不出来说话，是否有别的担心？宋彬彬：我最怕的就是，我只要一掺合，人家就容易受牵连。所有介入我这事的人都要挨骂，像冯敬兰，她当初写《请放开宋彬彬》的时候，我们根本不认识。这么多年她被网上骂得狗血喷头。我们班有个同学，跟我同学六年，很了解我，曾写了篇《818的红卫兵们》替我分辩，被骂得一塌糊涂。同学们岁数都大了，都想过一个安逸晚年，结果……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事情都会发生。你看我们班的公共博客，原先大家都发言，气氛那么好，现在因为我而彻底死了，各种人在上面乱骂。实际上还是要用我这个符号做文章。他们说的是“宋要武”，不是我这个人。当然我承担了这个压力。我们想让她们自己站出来南方周末：你参与调查是自己出面吗？宋彬彬：我参与调查，都是先找学生代表会跟我关系比较好的。很多比较敏感的，我都是让刘进出面，省得给人家增加压力。一些人如果我去问，她们可能不好意思拒绝。就像德国电影《朗读者》里的男主角麦克，在审判汉娜的时候，他就不敢站出来说。如果我是汉娜，去问他：你为什么不能为我作证？那他就会很为难。我不想那样。南方周末：你是想知道殴打卞校长的凶手是谁，好为自己证明清白？宋彬彬：没有。我就是想把事情搞清楚就完了。实际上谁打了人，我们也听说过一些。王友琴更知道，我们不认识的人她都认识。那天发动批斗的，就是她们班级的人。你不能随便造谣，歪曲历史。“八五”前一天，胡志涛去了两个地方去申诉，北京市教育局，西城区教育局，谁都不管；发动起来（打卞校长）你一下我一下，送到医院医院不救，你说谁是凶手？从上到下，到最后的医院，每一个环节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本身我们参没参与殴打，自己心里明白，但是你要有证据。这么多年调查下来，这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基本弄清楚了。南方周末：印红标发掘的档案说，你们“八五”当天去北京市委汇报时就说清楚了。那天的批斗是高一3班发动的。宋彬彬：学校同学都看到是高一3班发动的。我们找这个班的人，找了好多。有些动手打人的我们不敢找。有些班干部我们想找找不着。就像胡志涛说的，谁打了她，每个人的名字她都知道。这不是秘密。我们找梅树民老师调查时，他说那天他头上被扣了纸篓，看不到具体哪个人，只知道是哪个班的。后来他还是跟我们说了。南方周末：调查报告里，为什么没有提到这些施暴者的具体姓名？宋彬彬：我们想让她们自己站出来。这个是不能由别人来替代的。南方周末：这些年推动你往前和往后走的人是谁？宋彬彬：往前是刘进、冯敬兰她们。拉我往后退的人也很多。理由是：“文革”是个从上而下的大事件，你这样会给别人造成很多麻烦。不能再伤害你这些同学和她们的家人。你看于羚，说她是“卧底”，太冤枉啦。还有从我自身考虑的。比如我先生，他为什么反对？他说：你出来讲话，新的证人和证词又会出来。与其忙这个，还不如干些应该干的去。你越说，他们越来劲，越制造新的东西。有人建议我起诉袁腾飞诽谤，我没有。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事情搞清楚，尊重历史。靳剑生一再说，我们不是为了自己个人，是为了对历史负责。我要是跟谁都骂架，骂得过来吗？一起吃饭不说明什么南方周末：现在网上有一张照片，毛泽东诞辰118周年时，你跟张玉凤在一个饭局上举杯合影。这次道歉会后，有人把这张照片翻出来说：“宋彬彬一边道歉，一边跟张玉凤共同缅怀激情燃烧岁月。”宋彬彬：我可以说这件事。我妹妹跟张玉凤一个俱乐部游泳，我也去过几次，就这么认识了。我先生去世以后，我妹妹对我很照顾，有机会吃饭的时候经常叫上我。我这人就是这么一个人，去吃饭我从来不问谁请的。吃饭人家跟我聊天我就聊聊天，吃完饭我还是不知道人家是谁。我可以吃了多少次饭都不知道。很多人给我照相，再拒绝也拒绝不开。那次张玉凤请吃饭，我并不知道是她。我妹妹说，牛街有一个特别好的清真馆子，带我去吃饭。我说那就去吧。整个吃饭过程我都没听人说给毛主席祝寿，包括张玉凤也没说。举杯的时候也不是要给毛主席祝寿，那我为啥不举杯啊？为啥那么各色啊？一起吃饭不说明什么。我哥哥、我弟弟、我姐姐曾经去一个饭局，桌上碰见毛远新。我弟弟气得不得了，瞪着毛远新。毛远新就回避他的眼光。我弟弟的意思是，你把我们家整得那么狠。我妈还活着，你怎么从来就不能说句道歉呢？你看，他们不也一块吃饭吗。人生怎么能假设呢南方周末：2007年实验中学把你评为90名“知名校友”，引起了社会上的巨大争议。你为什么参评呢？宋彬彬：是我们班一个同学推荐的我。被推荐以后我一直比较犹豫。有同学说，你被妖魔化这么厉害，你自己没有办法说清楚，学校评你，就说明你没有这个打人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话有道理，就同意了。后来网上的议论多起来了，学校想让我退出，我就跟我先生一块找了学校，跟王本中和袁爱俊谈了。我先生跟学校讲，我们这些年走过的路是怎样不容易。他觉得我应该坚持。因为如果这时候下来就等于承认了我有问题。我被他说服了。当然我没想到这几件事。一个是我们班要做一张“60年回眸”的光盘，当时每个人提交自己的照片，刘进负责联系我。我就把照片发给她。我这个人不是个理性的人，是个感性的人，特别容易激动。我真的觉得自己这40年很不容易。所以我每发一张照片就在下面写些感想。那是我们班同学自己交流的，不是要公开的。结果刘进传给做光盘的同学，又传给学校了，就上了校网了，变成了一个对全世界炫耀的东西。这是7月底我自己发现的。学校网站把我所有的照片和说明全部登出来了，最前面还加了一段解释，说我“八一八”那天戴袖章的事。我找了刘进，刘进要学校撤下来，学校说好好，可是一直最后也不撤。在人民大会堂开庆典那天，他们弄了一张我“八一八”那天的照片做成大挂图，我们更想不到了。事先我们跟学校表达过，不能上这张照片，不能提我“文革”的事情。一进去看见自己的照片，震惊啊，没想到啊。会搞成这样？可是当时我能怎么办？南方周末：那你为什么不出来辩白？宋彬彬：学校是怎么想的，我没有办法去替他们解读。但是我为什么不愿意解释呢？因为学校因为这个事已经被攻击得很多。甚至国外有人说，以后他们只给男四中捐款，不给你们女附中捐款了。我不忍心再出来辩白，把这个责任全推给学校。知名校友的风波过去以后，2007年圣诞节我们班同学聚会。在会上，我们开始争论校友评选这件事。大家都对学校这样做非常气愤，说一定要向学校抗议，把那本书（90周年图志）停了。群情激奋，要找学校。结果最后我们一个同学很认真地看了那本书，说：不能要求撤。她说你看，那一章题目就说的是十年浩劫。定性了。对“文革”定性了。说人家并没有赞扬“文革”。她说为什么卞校长的照片在66这一页，我戴红袖章的照片在67页？因为这是一个客观的表现。对女附中来说，这是“文革”中最大的两件事。你不登不等于没有发生过。而且放在同一处，她理解，学校是在为我作证：我不是凶手。如果我是凶手，谁敢把我们俩登在对开页？结果我们同学都接受了她这个观点。被她说服了。南方周末：学校可能根本就没想得这么细致。宋彬彬：可能吧，我也不知道。南方周末：如果再让你选择一次呢？宋彬彬：我肯定不参加这个评选了。我本来也不想参加，我从来都不愿参加。很多同学都说我特别不适合参与政治。说我这个人傻。说我有老年人的随和，但也有老年人少有的单纯。说：你是太单纯了，单纯得过于傻了！她们都说，我特别不应该参与政治，但这辈子却被牵扯到政治里去了。南方周末：那假设一下，你对戴袖章这件事后悔吗？宋彬彬：当然，这一辈子这样的话……这不是后悔不后悔的事儿。人生怎么能假设呢？“文革”对人的伤害没有底线南方周末：2007年校友评选以后你被网上攻击得很厉害，为什么会一步步出来道歉？宋彬彬：以前觉得清者自清，解释就是掩饰，越解释越说不清，避开谣言的最好办法就是置之不理。没想到几十年来谣言传得越来越厉害。实际关于宋要武的谣言不仅关系到我，也关系到大家对历史、对“文革”、对真相的认识。90年校庆风波，我更感到不说不行，于是写了篇文章（即2012年初发表的《四十年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2007圣诞节那天还专门与班里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聚会以征求她们的意见，这些话在我心里已经憋了许多年了。从2003年开始做采访就是想趁校领导（梅树民、刘秀莹）、老师、同学们还在时，尽量查清真相细节，即“拒绝遗忘，抢救历史”。虽然攻击谩骂一波波不断，但个人的委屈抵不过老师校领导和广大人民所受的冤屈，我应该向校领导和老师表达歉意。我和我的同学校友老师们站出来说话，不仅是为我，更是为了澄清真相，为了不忘那段历史，调查的过程就是受教育和反思的过程，这样做也是我们这代人应尽的责任，对历史、人民、国家、年轻一代和我自己有个交代。南方周末：你预料到王晶垚会拒绝你的道歉吗？他拒绝了，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宋彬彬：我对王先生一直抱着最大的尊重，因为卞校长是“文革”受难者，她和她的亲属受的苦太多了。在2014年1月12日道歉中，我说：“请允许我在此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为没有保护好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向他们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这是我终生的伤痛和懊悔。”这之间我用的都是逗号，我道歉的第一人是卞校长，然后是4位校领导，之后是所有五位校领导的家人。至于社会上有误读为：我是仅向除卞校长之外的其他4位校领导的家属道歉，这只能怪我的文法不够好，表达不明确。我为此特地向卞校长家属表达歉意。王先生拒绝接受道歉，我完全可以理解。对他来说，道歉可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道歉并不能挽回亲人的生命。我理解他的愤怒。“文革”对人的伤害没有底线，每个受害人及其家属都会刻骨铭心。虽然我没预料到王先生会认为我和刘进参与了杀害卞校长事件，但我完全理解他的愤怒，因为事实教会我要换位思考。我真心希望王先生了解，快五十年了，女附中的校友把卞校长的冤情牢记心间。我们今天做的目的不仅仅是通过对受害者及其家人表示歉意，对他们受伤的心灵进行慰藉，更重要的是要思考为什么悲剧会发生以及如何防止悲剧不再发生。因此，今后我会继续参加校友组织的活动，做力所能及的工作。来源：南方周末2014年3月14日1965年，当北岛迈进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北京四中校门时，才发现这里并不是天堂。除了繁重的学业外，每天被骑进学校的高级进口自行车，飘荡在耳边的高

文革风云人物宋彬彬（宋要武）去世。9月17日，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宋彬彬，于美国纽约时间9月16日逝世，享年77岁。▲宋彬彬。记者

我抬头仰望天空，天空是一面大大的玻璃，大得没有边际。玻璃后面好像另一个世界，有些人靠近玻璃在向下观望，就像坐观光电梯，靠里面一点人来人往。人们一律穿着黑衣，大多表情凝重，也有的好像行色匆匆。我不记得我哭喊了些什么，总之我是冲着玻璃拼命地哭喊了。他——我哥哥，不知怎么从里面走出来了，一下就到了我的跟前，就像小时候，我上幼儿园的时候一样，他胳肢我、捏我，跟我说：“你别哭，以后要是想我了，就到这儿来找我，到这儿就能看见我。”我醒了，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么清晰的梦，梦里的情景都清楚极了，身上甚至有刚刚被他捏过的感觉。是啊，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真想他。但愿能常常到玻璃下面去看看他，等到我也离开的时候，就应该能在玻璃里面重逢了。早些年的那些记忆已经有些遥远了，但因为它深深地藏在心里，所以忘不了，还依然是那么清晰。▌哥哥动不动就发脾气我们兄妹年龄相差十二岁多。还记得他去陕北插队走的那天，我和妈妈去学校送他，妈妈眼里含满了泪水。之后过了不久，我们也要下放去云南了。记得有一天放学回来，看见妈妈哭了，我当时没敢问，晚上妈妈告诉我哥哥病了，我们可能要回北京。好像没过几天哥哥从陕北回来了，我清楚地记得他走路一只手要扶着墙，走得有点慢。爸爸一边带着哥哥到处看病，一边给我联系学校，由于我在丽江的学习不正规，学校领导没有马上答应要我。爸爸只好提起哥哥，因为哥哥是这个学校毕业的特别优秀的学生。不久，哥哥走路越来越费劲了，他动不动就发脾气。看见他把鸡蛋羹一下扔向屋顶,把床单撕成一条一条，我吓得已经不会哭了。我亲眼看见他把一整瓶药一口吞下，然后疼得在床上打滚，看见他一把摸向电源，全院电灯瞬间熄灭。不久，他住进了友谊医院。史岚（左）与史铁生▌到街道工厂去干活我清楚地记得他是扶着墙走进了医院，一年多后是朋友们背着、抬着他回到了家。在这期间他看了好多书，还自学了英语，后来又到街道工厂去干活。我去过他工作的街道小工厂，是几间低矮的小平房，十几个大爷大妈每天在这里往一些旧式家具上画山水画仕女，仕女的脸美不美关键要看哥哥怎么画，他负责画脸，用他们的行话叫开眉眼。那时候，每到周末，他的小屋里就会挤满了他的同学，他们聊天、唱歌、争论，热闹极了。后来我发现，他在一大本一大本地写东西。史铁生与老师、同学在一起▌我开始想到死哥哥的病虽然暂时平稳，但终身残疾是肯定的了。妈妈终于有一天开始大口地吐血，是爸爸和邻居把她弄到哥哥的轮椅上送去医院，她由于肝硬化引起大出血，扔下我们走了。妈妈走后，我们搬离了前永康的小院，住进了雍和宫大街26号的两间平房。在这里，哥哥的作品开始发表了。那时候家里经常会来好多人，有他的同学，恢复高考后，他们大多考上了大学，还有文学圈里的作家、编辑。就在大家都在各自努力着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情况有点不对。我当时上初中二年级，从小学到初中我的学习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的，可是我发现我当时在课堂上看着老师讲课，不知道讲的是什么，精神是游离的，成绩开始大幅下滑。有时候放学回家，看到院门口停着一辆救护车，我会一下两腿发软。从那时起，我开始想到死，如果就这么死了，一切痛苦就都没了，可还是没有勇气。幼时的史铁生与年轻的母亲▌会在心里和他聊天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因为阿姨不在，我要去医院接哥哥回家。准备出发的时候，收到了他的短信，让我买几个包子过去，他透析时吃。刚到家就发现情况不好，他当时还非常清醒，让我叫了120。车上的他情况越来越糟，我再和他说话，他已经基本上不反应了。朋友们陆续赶来，友谊医院的柏大夫和宣武医院的凌大夫都赶过来先后做了检查，结论依然是最残酷的……记得很多年以前，我们一起闲聊就经常谈到生死的话题。我常常问：死了到底是什么？是一切都消失，什么都没有了吗？他说可能不是，等我死了，一定会想个办法告诉你。我现在会常常想起他的这些话，会在心里和他聊天。我告诉他：我去给父母扫墓了，清明的时候我们去地坛了……我知道他也会用他的方式告诉我：他那里不再有病痛，他在那里能跑能跳……有人曾说：“史铁生没有腿，却比健全的人走得更远”。他曾以为自己的生命只截止到二十出头。没想到，却活了下来，而且比大多数人活得更精彩。他在文学界、思想界的地位，长期被低估，他生活中的趣闻轶事，也鲜为人知。没有足够的阅历，读不懂鲁迅；同样，没有经历过人生的惨痛，也读不懂史铁生。他平静的文字下汹涌着的激情、想象力、同理心，让读者有更大的勇气，来面对未知。◎

以队长莱德为首的雇佣兵是一支推翻政府、进行高调暗杀的武装部队，他们武器精良，训练有素。但是在一次执行秘密任务的过程中惨遭自家组织的背叛，他们竭尽全力与敌军顽强抗争。无奈敌人火力过于凶猛，整个雇佣兵队伍几乎全军覆没，仅队长一人幸存。逃出生天后，莱德通过缜密的分析找到组织“背刺”事件的突破口，他决定为这群朝夕相处、同生共死的队友们复仇，他一定要让组织为此付出巨大代价！莱德根据蛛丝马迹找到了组织在外的不法行为一一击破，与帮手通力合作进行围剿最终令组织逐渐瓦解。前往☞《猎犬行动》▼做号不易，打赏随意▼赞赏往期精选：文革先锋，移民先锋，道歉先锋，为什么他们总是时代的先锋？当张维迎遇见张维为罕见未删版，建议收藏那个突然被川大“别了”的美国人，还能重返中国吗？高人分析中国政治，叹为观止！豆瓣评分8.9，这本大尺度“禁书”现在能看了！围绕“五四”的谎言被他一一道破，难怪在台海两岸都曾被噤声张鸣：退休之际的废话（这也太敢言了）如此删除，意欲何为？陈丹青：我的天，拍太好了！（无删完整版）柴静：他写得剥皮见骨，看得我心里悚然陈徒手：从档案中挖出残酷真相，荒诞时代没有干净人！一盘大棋：国共内战的五大误解八一电影制片厂老电影，《俄国侵华史》，很多人没看过！北韩禁片！精彩啊！这部大电影，太经典了！国内被毙国外拿奖，这部神作不该无人问津!

今天，要说的这部影片片长可有6个小时。《灿烂人生》由意大利导演马可·图利欧·吉欧达纳执导，阿莱西奥·博尼等主演的意大利电影。影片讲述一个意大利普通的六口之家，卡拉提，从1966年到2000年间的风风雨雨生老病死的故事。该影片于2003年在意大利上映。2004年，获得第48届意大利大卫奖-最佳影片电影用六个小时，讲述一家人四十年里的生活变化，也反映意大利四十年来的历史。影片以马里奥和尼古拉兄弟俩的人生演变，展现性格迥异的人物不同的人生命运，既有个人的伤痛和悲欢，又有时代历史的变迁和沉淀。看它，仿佛在看一本小说，完全被浸润，也完全参与其中，与剧中人一起，悲欢和希望。少年时，住在罗马的兄弟二人有着共同的梦想、喜好及人生目标。但自从在精神病医院遇到精神病少女佐珍之后，两人的人生观开始逐步发生不同的变化。哥哥尼古拉想学精神病学，来拯救像佐珍这样的病人。弟弟马里奥意识到个人的力量有限，他去参了军，后来当警察，企图在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里，维护正义，实现理想。马里奥一生，都在同丑恶的制度作斗争，他苍凉孤独而无助，在现实的左冲右撞里，被碰得头破血流，也没找到一条出路。他轰轰烈烈地爱一个人，却忽略了爱身边一个一个的亲朋好友。最终，悲哀与热情无处释放，自己结束了生命。尼古拉与马里奥截然不同。他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柔和坚定的人。他时时处处，从自己出发，由内而外，散发出对人的善意，对人的爱。他把对茱莉亚的爱，当成一辈子的责任和义务，哪怕最后茱莉亚从激进，走向了极端，脱离家庭，舍弃丈夫女儿，参加了恐怖组织，进行暗杀活动。他依然本着为她好的考虑，将她送进监狱，比起杀人和被杀，那不算是最坏的命运。他重逢佐珍，解救了佐珍，并用心治疗，令佐珍康复。在他的努力下，即便是精神病人，也得到某种程度的自由，而不是被囚禁，被电击。弟弟死后，他不不辞辛劳地探寻他曾经的生活，试图了解弟弟更多的生命轨迹。意外地发现了米拉，也意外地得知了弟弟，原来还有一个儿子。尼古拉万分感慨和感激，他带母亲去看这对母子，并把侄儿当成亲儿子般抚育，尼古拉用侄儿，治愈了失落的母亲，令她度过安详的晚年。女儿在他的精心呵护下，成长得很优秀。决定与前妻和解，尼古拉也功不可没。尼古拉是身边所有人的知已，对亲人，有爱，温柔，对朋友，真挚热情，对病人，耐心，专注，这浓浓的爱，融化了所有人。他从爱身边的每一个做起，患者，女儿，父母，弟弟妹妹，朋友，最终，达到自己人生的圆满，让周围的人，感受到爱与希望。正如影片中尼古拉所言，不仅是精神病患者具有多重自我，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有着多重自我。马里奥和尼古拉，如我们每个人内心的一体两面，选择了哪一面，就注定了我们的人生命运的不同。选择一份安稳，积极的面对生活，通过一点一滴的微小努力，和平凡的奋斗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是大多数人在走的人生之路；而对未来充满希望，总是活在自己的圆圈里，也是一部分人的选择。选择没有对错，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选择自己要走的路，但无论何种选择，都需要热情和坚定。一辈子就这么长，不能花太多的时间在无聊的事情上，比如生气，比如愤怒。一辈子那么长，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难免生气和愤怒，但你平常心看待，生命也就更多一种丰富和耐力。马里奥很酷，他是理想，尼古拉很暖，他是人间。他是人间。第一部分

丘吉尔的一生是一个传奇。1874年11月30日，丘吉尔出生于英国一个贵族家庭。1965年1月24日，当他离开这个世界时，留下的不只是曾经的功绩，还有更重要的思想和精神。他做过战地记者，是“剪刀手”的发明人，反法西斯的大功臣；他是反苏的排头兵，冷战的发起人。他是第一流的演说家（毒舌）、保守主义政治家；他还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织毛衣能手。身边人说，那颗圆圆的大脑袋异常活跃，每天能想出数百个新点子……丘吉尔留下了太多的谜团，但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是一个有趣的人。▲丘吉尔让这个胜利标志传遍世界

来源：网络1文革先锋，最著名的女红卫兵8.19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对于全世界来说，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是前苏联的8.19事件，苏联解体，盖棺定论。对于我们来说，三十九年前的8.19也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红卫兵”被解散。在千千万万红卫兵当中，宋要武当属最出名的一个。因为一句“要文斗，不要武斗“，宋彬彬，这位开国上将宋任穷的女儿，改名为宋要武。从“文质彬彬”到“武力斗争”，改名字只是最基础的，很多人一旦投身其中，简直是脱胎换骨，所做出的非人之事事后想起来连自己都无法理解。宋要武，作为北京城里的红二代，年轻时又在天安门城楼有一段奇遇，自然成为了当时红卫兵们的领袖、先锋之一。当红卫兵的先锋有多威风呢？首先是可以打老师，在那个年代当这帮“革命小将”的老师真是日了狗，说他们好要挨打，说他们不好更要挨打，啥都不说，直接打翻在地，踩着脖子问，你沉默是不是在鄙视我们的革命运动。宋要武的老师就是被她带领的红卫兵打死的。尽管她一再辩解不是自己动的手，但一群失去理智的年轻人围攻一位老师，大家全都是杀人凶手，这个是逃不掉的。打老师只是红卫兵威风的很小一方面，他们还可以到处搞串联、抄别人的家、给高官名人写大字报，就连一些高管名流，在他们面前也只能俯首帖耳，卑躬屈膝。

1965年，当北岛迈进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北京四中校门时，才发现这里并不是天堂。除了繁重的学业外，每天被骑进学校的高级进口自行车，飘荡在耳边的高

本文摘自《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郑曦原编，三联书店2001年5月北京第一版，第300页－342页。该书系《纽约时报》对华报道选编，起迄年代为1857年1月至1911年10月。这一时期的中国，正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变局”，从独立自主的东方老大帝国沦为“东亚病夫”，传统的帝制和士大夫政治走向终结，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经历了蜕变，人民经受着无与伦比的巨痛……《纽约时报》以当时中国人还未具备的近代眼光和技术，及时、全面、连续地观察和记录了这段历史，内容涉及内政、外交、国防、文化、社会、革命及华侨等方面，构成了一部具有独特视角的中国近代史。1896年《纽约时报》专访李鸿章当地时间1896年8月28日，大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乘“圣·路易斯”号油轮抵达纽约，开始对美国进行访问。李在美国受到了总统克利夫兰的接见，并和美国一些要员及群众见面，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纽约时报》）。这篇采访，现在读来，依然后背发凉。1896年，李鸿章出访美国时，纽约报纸用李鸿章在美国受欢迎的程度来打响广告：“李鸿章从来没有错过星期天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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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民自然是很坏的。但暴民从何而来？专制像笼子，关进去的是良民，放出来的是野兽。有责任心的计划者会想，我们在笼子里完成教化吧。那固然好，但如果这时野兽把笼子咬坏，这有责任心的计划者，要不要帮助把笼子修好呢？瞧，用心高远，有时也会令人小则尴尬，大则忘记本意，做出奇怪的事。何况暴民也有进化或堕落。使帝国崩溃的大叛乱，即使考虑到越往前越记载不详的因素，也不是从一开始就那么糟糕。陈胜、刘邦造反的时候，未闻有疯狂的举动。绿林赤眉，颇有草莽英雄的气概。到了黄巾，虽然有一点荒唐了，但对社会的破坏，还赶不上董卓、李郭之乱。隋末之乱，既有张金称的所过民无孑遗，孟海公的“见人称引书史，辄杀之”，也有窦建德的释张玄素，用王琮。到了唐末黄巢，杀人就很随便了，可谓一代不如一代。最糟糕的情况，还属明末。那种国家权力，经历了一千多年，已把社会浸透了，改造了；当它堕落时，整个社会也一同堕落，它腐烂时，从天南到地北，社会生活的每个地方，一齐发出臭气来。那时的合格暴民，不仅反贪官，反皇帝，也反社会。在他们眼中，可恨的很多，可尊敬的几乎没有，不乱杀乱抢，还指望他们做什么呢？民之初起，大约如古歌里说的，“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寻个生路而已。至明末，某地变兵的反诗里说，“大户积钱还我债，小民养女是吾妻”，已是虎狼口吻了。后来再有进地，至多如洪秀全，沐猴而冠。洪秀全曾梦见无数天兵将，进贡宝物，在他面前纵横排列，使他满面欢容，这大概就是一个阶层的顶高幻想吧。有点讽刺的是，古代中国，一直以教化人民为任，何以越教越坏呢？不只是平民。权力腐蚀社会，掌权者首当其冲。古代社会的平衡，靠着多种社会关系；每一朝代，早期的官员，尚在文化或宗法上有自信，几代之后，只好越来越依赖强力，有暴君而有暴臣，有暴臣而有暴民，最后打个遍地瓦砾，剩下些得了失记症的幸存者，白手起家，恨不得从石器时代开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曾有人恭维这种循环为超稳定呢。如将千年挤为一瞬，看到汉唐和宋明也没什么大区别，确实是超稳定，中间死于非命的千百万人，尽可忽略。古代的集权制中国，亡于乱，也兴于乱。这不仅让人赞叹国家这样一种组织，仿佛有人格，有智慧，它将自己的失败化为社会失败，将自己的死亡化为天下大乱，然后借此重生——它死亡时，将整个社会拖入极端的混乱，使人民欢迎任何一种秩序，哪怕是过度的秩序。然后，正如我们看到的，帝国又在人民感恩戴德的欢呼声中凤凰涅槃了。一种制度恶化，总要激发出人性的恶来。是前者借后者洗清自己，还是后者埋葬前者，抑或两者互济，涉及到太多的因素，谁也没办法预先分析吧。有道德感的人，面对明末的痛史，往往为难，便是想象自己为当时的人，而上知三千年，下知三百年，怕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如果一个明代人带着全部知识，回到汉唐，他是什么也做不了的。假如一个当代人回到明末，面对那堕落和混乱，是否能做什么呢？在那种乱局中，他可以大声疾呼，以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他可以冷笑不语，以对得起自己的智力。不论哪样，那结果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或许，这个当代人能够又向前旅行一百年，游说正德、嘉靖时代的士大夫，携带着真正外部的知识，他能否来得及改变些什么呢。那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了。刀尔登是位奇人，几乎不露面的神秘作家。他论中国史、论读书、论人与人性，跟传统话语上不一样。纷繁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在他的解读下清晰明了。刘瑜评价说：“在我有限的阅读体验中，这是难得的不含三聚氰胺的中国历史，岂止无毒无害，里面还加了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他能钻进浩渺的史料，又从里面钻出来，重新诠释中国历史中被颠倒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集体与个人的关系、道德与制度的关系……”刀尔登文章好读，不单是因为道理澄明，还因为文字筋道纯粹，没受过污染。他问世的著作，多杂文或随笔，从谈西方经典到中国文化古书，从中国史到西方文化，天南海北、人性与自我、思想与自由，无所不谈，谈的角度睿智独到，属读过不能忘记那种。遗憾的是，他的书大多散乱各处，有的甚至已经绝版，先知书店复活了他的《大道和小道》（签名版）《亦摇亦点头》（签名版），与《背面》《鸢回头》《中国好人》《不必读书目》及翻译作品《好好讲道理》组成目前最全的“刀尔登作品集”，数量极为有限。好书越来越少，请长按下图识别图中二维码，赶紧下单。

爸爸猝然死在家里了，那是1941年8月4日下午2点15分。暑假期间，爸爸总要到新界青山上的寺院里去住一段时间，安心写他的《道教史》。这次，他回来已几天了。回来的那晚，他冲了个冷水澡，睡觉又受了风，感冒发烧，躺了一天，已经退烧了，还在家里休养着。这天，妈妈出去给他买东西，袁妈、刘妈正管着我和哥哥吃午饭，爸爸出来到饭厅拿走一沓报纸。袁妈说：“您别看报，还是睡午觉吧。”爸爸说：“我不看，我把报纸放在枕头下面才睡得着。”他总是爱说笑话。之后他就回卧室去了。我们饭还没吃完，妈妈就回来了，她拿着东西径直去了卧室，忽听到她大喊一声，叫着：“快来人！怎么啦！”我们一起奔到她那里，只见爸爸面色发紫，躺在床上没有反应。也不知谁说了句“快请大夫”，哥哥拔腿就跑下楼去，我在后面紧跟着。跑到院子，哥哥忽然停步，转身对我说：“你去吧，我没穿裤子。”——他只穿条内裤，没穿短外裤。我向来就怕去医院，说：“你不去我也不去！”哥哥“嗨”了一声，转身撒腿就跑，我还跟着。▲1939年，6岁的许燕吉到了胡惠德医院，哥哥就大喊：“我爸爸快死了，你们快去呀！”护士长原来都很熟悉的，看哥哥急得直跳，慌慌张张拿了药械跟我们跑到家里。那天中午院里没有医生，护士没有权力给人治病。她一手托着爸爸的上臂，一手拿着注射器，头颈转过来，对身旁的我妈妈连声说：“你负责啊！你负责啊！”妈妈攥手在胸前点着头，也连说：“我负责，我负责。”针打下去，爸爸长哼了一声，就像睡熟一样了。我和哥哥被领到房门外，过了一会儿，妈妈走了出来，哥哥一下扑上去大哭大喊：“爸爸死了呀！爸爸死了呀！”妈妈张开胳膊搂着他说：“不要紧，还有我哪！”事后，妈妈回忆说，爸爸晴天霹雳似的一死，她脑中一片空白，听见哥哥哭喊，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责任，顿时清醒镇定。这一幕，我记得特别清晰，终生不忘。▲许燕吉与父亲、母亲和哥哥在香港这时爸爸的朋友开汽车来看望，一见这情况，稍定惊魂，马上就去找人办丧。他的车还没出院子，就又来了一辆，两车相对数秒，后来的车掉转方向，两车一块儿疾驰走了。我再到爸爸房里，爸爸已被摆放好，盖上了白床单，一只手露在单子外，指甲都是紫的，我伸手去摁也还是紫的。妈妈躺在床旁的沙发上，连声哭着说：“怎样让你爸爸活过来呀！”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按着爸爸的手，木木地站在那里。不一会儿家里就来了好多人，我被领回自己房间，和哥哥并排坐在他的床沿上。婆婆站在旁边一边哭，一边唱着数落，样子挺滑稽的。我一点儿都笑不出来，心像被重东西坠着。也不知过了多久，袁妈、刘妈来给我们两个梳头、洗脸，穿戴整齐带到客厅，原来是记者要照相。妈妈还嘱咐我们放自然一点儿，我们都学妈妈那样挺直了背照了。晚饭后，我悄悄溜到妈妈房间，推开房门，见有好几位妇女陪着她，都在数硬币、包硬币，妈妈的眼哭得很红肿。我没敢进去，退回来，从客厅门外看见爸爸已被移到客厅里了。客厅的沙发搬到了我们房间，人很多，袁妈、刘妈忙得也顾不上管我们，我一夜也没睡着。客厅里的人们通宵在打牌，吵吵嚷嚷的，只有爸爸顶器重的学生金应熙一个人低着头坐在我们房间的沙发上。我想，他的心情和我是一样的。第二天上午，灵堂已布置好了。宋庆龄昨天就送来的大花圈放在中间，两旁都是花圈。爸爸还盖着单子，他脚头一侧的地上放了两个垫子，让我和哥哥两人跪上，谁来鞠躬，就给谁磕头回礼。来的人很多，川流不息，有些我们见过、认识，更多的不认识。开始我们还规规矩矩地磕，后来就马马虎虎地磕，再后来我俩就坐在垫子上了，最后，我俩就打起架来。有一个来吊丧的女士看见我们打架，竟泣不成声，吓得我们又老老实实地坐着。下午，殡仪馆的人来，给爸爸抹身穿衣。我在阳台上隔着门玻璃看的。他们把爸爸拉坐起来，爸爸的背很黄，上面还有一片片的斑，我觉得奇怪，可一点儿都不害怕。第三天中午盛殓，是西式棺木，板子很薄。妈妈站在靠爸爸头处，哥哥在她旁边，我在哥哥下边。灵堂里站满了人，我扶着棺材沿，看爸爸穿了一身长袍马褂，他平时参加隆重集会也穿的，可现在戴了顶瓜皮帽，看起来怪怪的。爸爸手边放了一本厚厚的《圣经》，把棺材楦得挺满的，就像冬天被被子裹严实的感觉。我知道以后就再看不见爸爸了，专心致志，目不转睛地看着，直到他们盖上棺材板，拧上螺丝。随后，棺材就被抬出了家，我们也跟着去了香港大学的大礼堂。大礼堂里面、外面挂了许多挽联，一副挨着一副。我转着脖子四面一看，只看懂也只记住了两副，一副是“赤子之心”，一副是“若是有人喊救救孩子，就请去问问先生”。追悼会上有好些人讲了话，我似懂非懂，最后哥哥讲了几句答词。人们又把棺材抬出了礼堂，放进一辆黑色的大汽车里，开始出殡。学生们走在灵车两边，我和哥哥、妈妈在后面坐一辆小汽车，也一步步地慢慢开。那天天很热，我穿了一件现做的黑布长袍，更热，在车里还加上闷，我也一声不吭。好不容易到了坟场，将爸爸放进了挖好的穴里。我们朝上撒了土，听见砸到棺材上的咚咚声，很沉重。爸爸死了，自始至终我没有号哭，也没有掉眼泪。妈妈说我是没有感情，属无情无义之类！其实，我记得爸爸爱我，从我记事到他去世，六年的时间，桩桩件件我记得很多，记得很清。有人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那如果时代不是落了一粒灰，而是刮了一场沙尘暴呢？著名作家、学者许地山的女儿许燕吉，在回忆录《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中讲述的自己的人生经历，就真实体现了那样的时代究竟有多么残酷。◎幼年丧父，战乱中随母亲颠沛流离1933年1月13日，许燕吉出生在北平，当时父亲许地山在燕京大学任教授。两岁时，全家搬去香港。8岁时，父亲因组织抗日救国事业等工作，劳累过度突发心脏病去世；同一年，日军占领香港，她与哥哥跟随母亲逃往内地，从此颠沛流离，四处漂泊。就这样一直到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一家人最终落户南京，总算安顿了下来。转眼到了1955年，22岁的她与大学同学吴富融结婚，度过了不到3年的幸福时光，不料命运的齿轮却再次突然逆转，一场时代的“沙尘暴”骤然袭来......◎胎死腹中，被迫离婚，入狱六年，劳改五年1958年1月，一场运动在全国展开，许燕吉被开除公职。此时，她已有孕在身，无奈返回南京，不料胎死腹中。同年7月她被逮捕，5个月后，丈夫提出离婚，她不同意，判决书下来后，却不得不接受。她被判入狱6年。在狱中，她表现优良，获得了减刑1年的机会，最终却把这个“立功名额”转让给了另外一名刑期更长的牢友。1964年刑满释放，却仍戴着“帽子”的她不愿连累母亲，选择在女子监狱“就业”，如此又是5年。◎动荡年代，流落农村，嫁给文盲老农1969年，中苏反目，核战危机备战备荒，许燕吉被“疏散”到河北省一个极其偏僻、贫困的小山村里。在这里，她拼命辛劳一年，还不如一头猪的工分多，根本无法生存，只好去寻找17年未见远在陕西农村的哥哥。好在哥哥被她找到了，她想留在哥哥身边，也想再婚，她早已没有什么奢求，只求对方人品好就行。就这样，经哥哥牵线，她最终嫁给了一个大自己10岁、离异带娃、目不识丁的老农民魏兆庆。此时的她再也承受不住命运的摧残，她哭了.....可最终，她还是把一切都承受了下来。▲许燕吉与丈夫魏兆庆◎一个人的悲剧，一个时代的侧影1979年，在与农民丈夫生活了8年后，许燕吉终于获得平反。拿到通知书那一刻，她禁不住再一次嚎啕大哭，“这算什么啊？”她想不明白，命运为什么如此捉弄她。两年后，她带着丈夫一起返回南京，仍然对这个老农民不离不弃。在她看来，婚姻“即使没有爱情，也是一种契约。”这个老头过去没有伤害她、抛弃她，如今她也不想伤他的心。2006年，农民丈夫去世后，许燕吉回顾自己坎坷一生，用6年时间写成了一本书，80岁那年出版，这本书就《我是落花生的女儿》。次年，本书入选新浪中国十大好书榜，颁奖词是：“一部令人唏嘘不已的个人口述史，大时代中小人物的飘零，为一个民族的百年史提供了无可替代、丰富真实的注脚。”本书出版3个月后，2014年1月13日，许燕吉走完了她坎坷曲折的一生，那一天，恰好是她的81岁生日。很难想象，一个人要有多勇敢，才能坦然面对像她一样坎坷、悲惨的人生？一个人要有多坚强，才能像她一样在历尽苦难后仍旧一生善良？答案都在这本书中，《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一本值得一口气读完的好书，也是一本值得慢慢品味的好书。从作者一个人近百年的人生体验中，你能看到一个真实得近乎残酷的20世纪中国史。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这本独家好书：

近几年，下面几类话题，关注的人越来越多，比如：国家规定90后男女都将65岁才退休，很多人关心的是，“我能干到65岁吗？”“口罩”三年，在极端状态下，个别地方很多最基本的生活物资，采取了政府供应模式，结果却有好有坏。只要开始讨论发展经济的模式，是市场好还是计划好，资本市场和舆情总是风声鹤唳。类似讨论，都属于“国家与生活”范畴，反映的都是国家对社会的重大影响。人人都知道“国家影响社会”的结论，但具体怎么影响，很多人却讲不清楚，或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很“要命”。而市面上探究国家与社会关联的著作，又存在着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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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墨都不满于现状，要加以改革，但那第一步，是在说动人主，而那用以压服人主的家伙，则都是“天”。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儒者，柔也”，当然不会危险的。惟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为终极的目的。到后来，真老实的逐渐死完，止留下取巧的侠，汉的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以备危急时来作护符之用了。司马迁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乱”之和“犯”，决不是“叛”，不过闹点小乱子而已，而况有权贵如

1968年，宾夕法尼亚州。五名俄裔青年经常在狩猎季节去阿勒格尼山猎鹿取乐，越战前夕，其中的三位男性，迈克尔、尼克和斯蒂芬应征入伍。出发前，斯蒂芬和安琪拉结了婚，而对迈克尔有好感的琳达，则同意等尼克归来后和他结婚。两年之后，迈克尔等三人先后被越军俘获，在那里，他们共同受尽了各种惨绝人寰的折磨。一天，看守他们的越军强迫他们和其他战俘进行“俄罗斯轮盘赌”。迈克尔和尼克伺机夺枪打死了看守，同斯蒂芬一起逃跑。心灰意冷的迈克尔历尽沧桑回家，然而，一切已经今非昔比，再难回到从前的状态。迈克尔从朋友处得知斯蒂芬已回来，却没有回家。在一处疗养院找到斯蒂芬后，迈克尔坚持带斯蒂芬回家，并从斯蒂芬处得知尼克还留在越南，他返回寻找。终于在西贡一家赌场中找到了他。迈克尔试图说服尼克与自己一起回去，然而尼克的精神早已垮掉，他终因俄罗斯轮盘赌而被子弹穿过了头部死去了。迈克尔将尼克的遗体运回美国，在葬礼上，迈克尔和其他亲友，在悲伤之余齐声高唱《天佑美国》。这是美国一部反映越战的重要电影——《猎鹿人》导演：迈克尔·西米诺编剧：迈克尔·西米诺主演：罗伯特·德尼罗

在中国抗战历史上，曾经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每一次离开陆地，都背负着沉重的使命，每一次冲上天空，都将自己的生死抛向了蓝天。他们和我们这个年代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一样，有梦想、有情怀、有对爱情的憧憬、有对家人的眷恋，但生在那样一个山河破碎的时代，他们只能以死作为毕生的修行。如果不是因为一部名叫《冲天》的纪录片，至今为止，很多中国人可能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不知道他们曾用血肉之躯，为我们换来了什么。——度公子

1965年，当北岛迈进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北京四中校门时，才发现这里并不是天堂。除了繁重的学业外，每天被骑进学校的高级进口自行车，飘荡在耳边的高

汉娜·阿伦特（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汉娜·阿伦特是重要的哲学思想“平庸之恶”的提出者，她与西蒙娜·波伏瓦、苏珊·桑塔格一起，被视为20世纪三大女性思想家。中世纪思想家奥古斯丁说：“我爱你——我愿你是你所是。”这也是阿伦特曾反复引用的话。她一生自风雨中来，在不断逃亡中成长为特立独行的思想家。她幼时出生在世俗犹太家庭，从“反犹”言论中她初次有了内心的觉醒，意识到一定要捍卫自己的尊严；经历战乱、求学、被迫害等事情，她依然是“傲慢的汉娜”，并且始终头脑清醒地在坚持思考，在探索生活与哲学。作为女性主义思潮的重要引领者，阿伦特的思考始终传达着智识的力量。阿伦特希望因她的思想得到认可，而非因为她的性别，重要的永远是她的思想。《我愿你是你所是》系学者萨曼莎·罗斯·希尔所著哈伦特传记，她“希望向读者描绘一个无比生动的女人的画像，来展示她为何被视为思想和行动上的双重巨人”。我愿你是你所是作者:

实施素质教育必须从三个关键问题抓起，即教育理念、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必须转变保守的教育理念树立独立与自由的素质教育理念独立、自由与素质教育有什么关系呢？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学生的创造力，而独立、自由是发明创造的前提。在教育史上，最早提出自由教育思想的是古希腊的哲学家、教育家亚里士多德，他认为自由教育是“自由人”的教育，在闲暇生活中进行理智活动，从而使人的个性、心灵、智慧得到解放和自由。几乎毫无例外，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都是主张自由教育的。英国著名神学家、教育家、文学家约翰·亨利·纽曼是19世纪自由教育的伟大倡导者，根据他的一系列演讲，于1852年编成了《大学理念》一书，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自由教育理念。他认为大学教育应为自由教育而设，以心智训练、性格养成和理智发展为目标，而不是为了获得狭隘的专业知识。纽曼的大学理念代表了一种经典自由教育哲学的思想，具有丰富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为什么自由是教育的核心理念呢？这是由教育的特殊功能所决定的。就大学而言，最根本的是培养人才和从事原创性的科学研究。首先，就培养人才而言，育人与造器完全不同，造器是依照图纸或标准的模具，放在流水线上进行标准作业，制造出毫厘不爽、规格相同的产品。然而，育人就根本不同了，每个人的智质是千差万别的，各人内在的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因此，必须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其次，科学研究的本质是探索未知，涉足无人进入的疆域，创造未曾有过的新产品、新技术和新理论。要做到这一切，必须发扬自由的科学精神，允许质疑，允许争鸣，保护科学上的“异端邪说”，支持冒险精神，为科学上有价值的失败唱赞歌。须知，任何伟大的科学发明，最初都是源于个人的新创意，而这些创意都只能在无拘无束、自由的环境中萌发。无数的科学发明创造都证明，创造性的成果只能诞生在自由的园地里！改革以知识为中心的课程体系设计新的课程大纲，以启迪智慧为目的人类历史虽然是从低级向高级社会发展的，但教学不能从最早的学说讲起。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只有3000多年，如果到了1万年，那我们需要多少时间来讲授呢？例如，教物理学必须从牛顿三大定律开始，教化学必须从道尔顿原子学说起步，教历史必须从原始社会开始，教文学必须从先秦开始，等等。这既是让大学生对教学感到乏味和产生反感的原因，同时又极大地浪费了教学资源。我国教育的保守性主要表现在对待知识上，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把掌握知识的多寡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古时强调“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博闻强记”、“熟读四书五经”等，而现代是以追求高分、高学历、高学位、上重点、考名校为目的。其实，这一切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智慧与能力。爱因斯坦就尖锐地指出：“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鲜明的辨别能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是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英国博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也认为：“一些学生的愚笨十之八九是灌输出来的，而不是天生的。”因此，我们必须摒弃以传授知识为目的的教育，转向以启迪智慧为目的的教育。学习的本质是获取隐藏于知识背后的智慧，而智慧的获得是通过“体悟”，所谓体悟就是静思、反思和反复地揣摩，是一连串不断的自学、自问、自疑和自解的顿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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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之后回望，晚清在政治改革上的图谋和努力，不容忽视。清末，朝廷逐渐放弃专制，实施新政，意图建立君主立宪。这些努力让中国渐有现代国家的形态。不过，皇族保守势力的顽固断送了政改，并被革命党人发起的辛亥革命所摧毁。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里一场规模不大的军队哗变引起天翻地覆的巨变，不仅一个拥有两百多年历史的王朝走进了历史，而且顺带将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一并终结。经过最近二十多年的研究，我们对晚清的历史已有许多不一样的看法。我们不再认为晚清就是一味腐败、一味卖国，晚清政府其实在政治变革上做了不少努力，君主立宪经过十几年发展即将成功，何以到最后关头功亏一篑呢？一个还算具有活力的大清帝国何以在一夜之间顷刻瓦解呢？▌清廷的觉醒近代中国的所有问题都不由社会内部自发产生，而是由外部引发，是西方工业革命和大航路开辟之后的必然后果。由于中国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中国没有在第一时间追踪西方工业革命、实现社会转型，待到1840年被英国打败而走上近代化道路。这无论如何都具有一种被动的感觉或者不太舒服的别扭，所以清廷在那之后半个多世纪里，虽然要学西方，但在内容上却有很大保留，并不愿意像稍后的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将中国变成一个彻底的近代国家。中国有选择地学习西方，并且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不小实效。到1891年前后，中国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恢复到太平天国和几次外部战争破坏之前的水准，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有很大比例。更重要的是，由于洋务新政的主旨是富国强兵，中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几乎超越了一个时代，跨越先前比较原始的冷兵器时代，构建了一支比较现代的新型军队，尤其是北洋海军，公认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六，足见“中体西用”在推动发展上不能说毫无功效。问题在于，洋务新政30年的发展是畸形的，经不起考验。1894年那场局部战争不仅使30年倾国之力创办的北洋海军毁于一旦，而且在精神层面摧毁了中国知识阶层先前的自信或者说自负。▲甲午战争中的日本舰队甲午战争后，中国的知识阶层和政治精英知耻而后勇，转身向东，向先前的敌人学习，启动了一场必将改变中国面貌的维新运动。所谓维新，其实就是期望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进行一些政治体制方面的变革，不再固守先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本位主义思想。这是中国人的一个重要觉醒，也是清廷统治者实事求是的深刻反省。然而，中国的问题太复杂了，既有传统与现代的纠葛，又有种族之间的貌合神离，再加上其他种种内外的复杂因素，中国在1898年秋天发生了政治大逆转。第二年另立大阿哥，引爆政治高层的派系冲突。保守的政治势力为了私利，竟然煽动民粹主义，鼓动义和拳弟兄用血肉之躯去挑战列强的真枪实弹，终于引发列强军事干预，最后以《辛丑条约》的耻辱而收场。▲《辛丑条约》签字现场《辛丑条约》确实包含有巨额战争赔款，但这个条约最重要的共识是要保全中国的主权完整，我们过去说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就是这个意思。只是列强还要求清廷必须按照近代国家的标准进行政治革新，要引导国民的世界意识，不得煽动利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清廷在1901年开始的所谓新政，其实就是庚子国变之后的大彻大悟，也是国际环境变化的产物。▌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新政改革具有多方面内容，也就只是短短两三年的时间，新教育体系从上到下建构起来，盛行千年而越来越不合乎现实需要的科举制度波澜不惊地被终结；中国参照东西洋立宪各国重建了司法体系，行政官千百年来随意断案的习惯终于被专业的独立司法机构所取代；近代警察体系创建了，城市管理的雏形也出现了。特别重要的是，随着政治变革的进程，政府的职能权限逐渐收缩，社会越来越大，自治的民间组织逐渐主导了社会发展方向。凡此，都是1901年新政所带来的新气象。新政带给中国许多新的东西，但到了1903年，新政的未来究竟怎样，其实又失去了方向。许多人将先前的发展看作是过去皇权专制主义的延续，以为凭借皇权专制主义才能更有效地组织社会动员，更合理地配置国家资源。这显然不对。根据梁启超1901年的介绍，中国人那个时候就知道在世界上至少存在着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三种政治架构。民主立宪不必说了，在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这两者之间，许多中国人其实是倾向于前者而不是后者，以为中国的方向就是日本，就是通过政治架构的改造，为至上皇权配置两个重要助手，一个是拥有一定权限的责任政府，另一个就是能够凝聚民意的议会。对于君主立宪的构想，清廷在初期不积极不反对，但内心深处无疑倾向于专制皇权，不太满意于有一个责任政府，有一个民选议会。然而等到1904年日俄战争，一个立宪的小日本战胜一个不立宪的大俄国。这当然使朝廷惊醒，特别是这个小日本在不到十年时间，相继战胜中国和俄国这两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从深层分析，其政治架构其立宪体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见贤思齐是中国古代圣贤的教诲。在家天下的时代，统治者无不希望自己的国家更强大，在国际上更能受人尊重。所以在经历了日俄战争的刺激后，在东三省治权从俄国人那里转到日本人手里之后，朝野上下很受刺激，于是有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五大臣出洋考察这些皇亲国戚通过对东西洋立宪各国政治架构与实践的考察，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君主立宪无碍于皇权，反而有利于皇权永固，有利于消弭革命，有利于抵御外患。君主立宪既然有这样多的好处，又是皇亲国戚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呢？到了1906年秋，清廷郑重宣布争取用九年时间走完日本二十几年走过的路，将君主专制改造成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君主立宪。

前言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公认的文艺黄金时期，大陆产出了数量惊人的优秀文艺作品。有的被代代称赞成为如今的经典，还有的因种种原因不为人们所熟知。今天分享会为大家带来是就是这样一部作品，2024年前仅几百人评价但评分高达9.4的冷门好片。故事背景是刚粉碎四人帮的年代。党委书记马长青携妻带女、顶风冒雪来红石矿走马上任。刚到矿山，他发现分给自己的房子被青年结婚占用。马长青说服了妻儿，一家人住进了办公室。接着，马长青目睹了一场以窝头和擀面杖为武器的战斗，他心中十分难受。在老工会主席丁万才建议下，他决定对青年进行忆苦教育。但事违人愿，青年工人刘国庆、小栓子、二秃子、肖肖在忆苦会上大出洋相，使马长青受到很大的震动。一波未平一波起，又传来了刘国庆搞打砸枪的消息。但事实上，刘国庆等人是为了要回被坏人骗走的5000元钱而采取的鲁莽行动，马长青接到青工们送来的钱，说出了由衷感谢的话，但青工们并不领情。马长青在风雨夜中住进了集体宿舍，他看到青年工人的困难，感到了自己的责任。他冒雨上房为青年们抢修宿舍。共同的劳动生活把两代人的心沟通了。刘国庆、肖肖向他说出了心里话。马长青在党委会上做出了决定：解决住房，搞好食堂，组建突击队，民主选举队长。矿山变了，到处是劳动的歌声和欢笑。但前进中又出现了新的矛盾，食堂小栓子为给大伙改善生活，偷拿了老乡的家禽；二秃子因找不到对象而醉酒；高连生因得不到重用产生了怨恨情绪，抓住方玫以前的生活问题大做文章，使方玫失去生活勇气而去寻短见。马长青抓住这个轰动矿山的事件，放手让刘国庆去处理。刘国庆团结青年工人，说服了方玫的未婚夫李占林，让他正确对待方玫。刘国庆成熟了，李占林清醒了，方玫得救了，一场人为的灾祸避免了，电影在美满的大团圆结局中落幕。虽然受时代限制，结局不可避免走向大团圆，但《你在想什么》仍不失一部佳作。人物上，人物形象生动立体且丰富，没有纯粹的坏人只有复杂的人；演员演技精彩，人物刻画细腻。文学性上，台词发人深省，深刻有力，贴近生活，直击灵魂。“我认为，当我们的舆论还没有学会原谅人的时候，不公开自己的秘密，这并不算什么罪过”。这样的台词现在很难见到，也难怪许多观众看完直呼“太敢拍了！”电影在时代性上契合时代背景，直面问题，详略得当地呈现从发现矛盾到解决矛盾，给出导演自己的思考并结合普罗大众的观点。难得的是电影不仅仅提出问题，它还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当两代人的思想出现矛盾和代沟时，只要双方有共同的目标和理想，老一代对年轻人少一分偏见多一点包容，年轻人对老一代不一味排斥，只有化解双方的矛盾建立信任才能团结一致。而化解矛盾的前提是走进对方心里，知道对方在想什么。这也是片名的由来。在看过电影后，如果你也有自己的感想，不妨在评论区留言，告诉大家“你在想什么”。点击下方观看↓↓

经济学家杨小凯评价哈耶克的思想：“我读了哈耶克的著作后，有一种强烈的相见恨晚、非常欣赏的感觉，甚至整个人都有了深入骨髓的变化。哈耶克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可能会与孔子对中国人的思想影响一样，深远而无孔不入。”这一评价实不为过。

张爱玲（1920年9月30日-1995年9月1日左右）张爱玲有句名言：“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她认为衣服不仅仅是物质的享受，更是一种个性、一种思想、一种精神。当她看到满座都是中山装后，她很是担心：“我害怕失去自己。”她想活得真实一点，无需遮掩、无需躲藏，她想用自己的天赋，给自己挣得一份安稳，但那一年，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都面临了选择：跑还是不跑？她观望过、犹豫过，也尝试过，实在没有一点点可以退缩的空间，终于，她一走了之。（来源：网络）文人里独具慧眼的我最佩服胡适和张爱玲。19岁时她写出这般苍凉的文字：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张爱玲《天才梦》张爱玲说过一句让很多男子都很震惊的句子：“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张爱玲也说过很有爱的句子，譬如：“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张爱玲参加政府会议，看到这一幕，当晚便决定离开上海！（来源：生活智慧/搜狐）张爱玲，一个从未消失于大众视野的名字

观看更多转载,高智商犯罪片的巅峰之作，玩起「自黑」，韩影总是不遗余力的走在前头！经典文摘2019已关注Share点赞WowAdded

小学教育是极其重要的。小学课文往往会牢牢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以至影响一生。在台湾，我很偶然看到蒋介石时代的小学“国文课本”——在大陆叫语文课本。几乎在每一册国文课本里，都有颂扬“总统”蒋介石的课文。今天看来，这些课文早已落满历史的灰尘，但是透过这些课文，却形象地勾勒出在蒋介石的“威权时代”，台湾的小学生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在台湾小学二年级的课本里，有一篇课文《蒋总统小的时候》——需要说明的是，原文中为了表达对蒋介石的敬意，在“蒋总统”之前都空了一格：蒋总统从小就不怕劳苦。他每天都要洒水扫地，帮着母亲到园里去种菜。母亲织布的时候，他就在旁边读书。有一天，他到河边去玩，看见河里有许多小鱼，向水的上流游。因为水太急，几次都被冲下来，但是小鱼还是用力向上游。蒋总统看了，心里想：“小鱼都有这样大的勇气，我们做人，能不如小鱼吗？”蒋总统小的时候，不怕劳苦，又很有勇气，所以长大了，能为国家做许多事。这个“逆水小鱼”的故事，我在走访蒋介石故乡奉化溪口的时候就听说过，想不到居然被写进台湾的小学课本。关于蒋介石小时候的另一个故事“泥土与寄生虫”，也被收入台湾小学三年级的课本，标题为《爱国的蒋总统》：蒋总统从小就很勇敢，又很爱国。所以他在年轻的时候，就进了陆军学校，预备将来保护国家。蒋总统在陆军学校求学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教卫生学的日本教官，拿了一块泥土，放在桌子上，对学生说：“这一块泥土里面，有四万万个微生虫。”这句话引起了蒋总统的注意。日本教官又说：“这块泥土，好比中国。中国有四万万人，好像是四万万个微生虫，寄生在这块泥土里一样。”蒋总统听了，非常气愤。他走到桌子前面，把那块泥土分成八块，然后向日本教官说：“日本有五千万人，是不是也像五千万个微生虫一样，寄生在这一小块泥土里呢？”日本教官没有想到中国学生里面，会有这样勇敢爱国的青年。一时面红耳赤，说不出话来。这样的关于蒋介石小时候的故事，写进台湾小学课本，使小学生从小就敬佩蒋介石。在台湾小学五年级的国语课本里，那篇《忠勇的蒋总统》，令小学生对蒋介石肃然起敬：民国十一年，国父孙中山先生在广州的时候，他的部将陈炯明叛变了。国父就到永丰军舰上去避难。这时候，蒋总统正在上海，听到国父蒙难的消息，就决心赶到广州去帮助国父平乱。许多人劝阻蒋总统说：“现在你到广州去，好像是走进虎口里一样，这是非常危险的。”蒋总统回答说：“我到广州去，是为了帮总理完成革命事业，怎么能够顾到自己的危险呢？”他就立刻启程，到了广州，登上永丰军舰，来保卫国父。国父看到蒋总统来了，非常欢喜，对新闻记者说：“他来了，好像增加了两万援军。”这篇课文不仅表现了蒋介石对孙中山的无限忠诚，而且还通过孙中山之口，赞扬蒋介石一人顶“两万援军”。在台湾六年级的小学课本里，有一篇《伟大的蒋总统》：今天是十二月二十五日，早晨上国语课的时候，王老师对班上的同学们说：“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王明立刻站起来说：“今天是民族复兴节。”王老师说：“对！不过，还有一件更值得我们纪念的事情，你们知道吗？”大家都一时回答不出。王老师就郑重地告诉大家说：“在民国二十五年（引者注：即1936年）的冬天，那时全国军民在蒋总统的领导下，正在发愤图强，向着民族复兴的大道迈进。谁知张学良、杨虎城受**的唆使，乘着蒋总统到西安视察的时候，偷偷地派了许多兵，把行辕包围起来，并且提出许多无理的条件，强请蒋总统签字。蒋总统不但严辞拒绝，并且大加训斥，说：‘我头可断，身可死，但是中华民族的人格和正气不能不保持。我代表整个民族，四万万人民（引者注：当时的中国人口为四亿）的人格，人格如果有所毁伤，整个民族也就不存在了。’”张、杨二人因深受蒋总统伟大人格的感召和全国军民的指责，并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护送蒋总统回南京。当时全国军民疯狂庆祝，比任何节日都热烈。同学们听完之后，都觉得蒋总统太伟大了。在这篇课文里，蒋介石被塑造为气节高尚的英雄，而中共被称为“**”，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诚将军则成了叛逆。这一篇篇颂扬蒋介石的课文，可以说是珍贵的历史文献，是蒋介石时代台湾进行个人崇拜教育的缩影。蒋介石被披上“爱国”、“忠勇”、“自强不息”、“不怕劳苦”、“伟大”等种种光环，成了神明的化身。今天看来，这些课文有点可笑，然而当年的台湾小学生正是读着这样的小学课文成长起来的。假如当年蒋经国不主动放弃国民党独C之权，很难想象其后代还会有今天，以民主选举的方式重返政坛。台湾今天的这种体制之所以如此，还要从历史——尤其是二战后国际政治新秩序的确立——去找原因。蒋介石虽然早已逝去，但直到今天，仍未“盖棺论定”，这在“死者为大”的中国，是个重大遗留问题。不仅如此，百年来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太多故事，都或多或少与他有关联，如果连“基准人物”都晦暗不明，又如何敢对其他事件、人物妄加评论？很多关注历史的人，因此会自己去找相关的书读，希望能籍此，搞清这个中国近代史上绝对无法绕开的人物。然而，骂他的书太多，实写的极少，除了意识形态就是街头八卦，几乎都不足一观。太多人就是通过这些书完成对蒋的认知，所以在身边、网上见到各种奇葩言论，丝毫不奇怪。而能真正触及蒋之灵魂、真正值得挖掘和思考的问题，那些书却避之不及。原因在于，什么东西都怕深挖，一深挖就触及逻辑，这既是那些书的智商上限，也是“敌我意识”使然。比如——蒋出身草根，天资也谈不上聪颖，白崇禧评价他的军事水平只相当于一个排长，他为何能接连战胜党内大佬和各地军阀，最终带领国民政府实现了名义上的全国统一？蒋早期是布尔什维克的信奉者，为何后来与苏俄决裂？在联俄与亲英美之间，他是如何做出选择和判断，从而给国民党的“质变”带来重大影响？众所周知，辽沈战役是国共内战重大转折点，国军从开始的优势到最后的崩盘，哪些属于“根本原因”？蒋因军事失利而偏安一隅，死后却出现了一个别样的台湾。如果他当初没有在大陆溃败，历史将会出现什么样的走向？与蒋一同下葬的还有几本书，这几本书象征着他一生的纠结。蒋成于妥协，最终又败于妥协，如果说妥协是其一生行事最鲜明的招牌，那么，是个性使然还是理念所致？把这样的问题弄清，才会明白，其前期的成功既来自于政党、军队，亦得益于他的世界观；其后期的失败，既来自对手、运气，也深陷于他的个性。籍此，认识到蒋是一个高度矛盾的人物，才算是深入了解了他，同时也深入了解民国史、国民党史、中外关系史乃至ccp史。显然，这样的书非常少，因为少，才尤显珍贵，先知书店诚挚推荐“读懂蒋介石五书”，作者皆是中国近代史领域重磅学者，都具有超越意识形态的求实之心。关于蒋介石的人格基调和生涯脉络，可以说凭借这五本书，就完成了确立。1.《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孙中山逝世后，蒋的威望和权力远不及汪、胡、许、廖，他能最终成为一号，其中的风云际会纵横捭阖不可不详查。尤其，国民党的权力游戏规则，不允许对失败者肉体消灭，失败者可以屡败屡战，本书对此给予了细致剖析。2.《民国的政治逻辑》：今天众所周知的“其他党派”，民国时是十分活跃的。党人们心心念念新气象，却在两只大手的拉伸下，犹如空竹只能发出嗡嗡之声。民国的政治逻辑告诉我们，今天很多人觉得可惜的和平机会，实际上，当年压根都没有出现过。3.《蒋介石的战略布局：1939-1941》：蒋在欧战爆发后，孜孜于利用国际变局将中国抗战国际化、从而扭转战局将日本赶出国土，思路清晰，见识卓远。本书细致入微地展示了一个弱国领袖，如何在大国博弈的夹缝中，为自己艰难腾挪出一片空间，读之慨然。4.《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中国并非是以现代国家的面貌对日抗战，而是趁着战争组成了现代国家。从独自勉力抗日的弱邦，到战后的联合国五常之一，蒋的全局意识、战略忍耐和对既定决策的坚持，发挥了重要作用。蒋的一生，经历了中国艰难转身的每一瞬间，本书以蒋为线索，深度描述了中美（包括台湾地区）之间的复杂关系，剖析程度远超同类著作。5.《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既是遵奉传统的“老古板”，又是略懂西学的趋新者；既是自行其是的独裁者，又是优柔寡断的妥协者；既是公认的抗日领袖，又是日本文化的超级粉丝；既与CCP不共戴天，又发愤学习中共体制；既是熟读兵法的军事家，又是缺乏变通的二流将军——典型的二律背反，而其成功与失败都源于这种种矛盾。读这五本书，等于打开360度的广角，全面廓清一个真实的蒋介石：战略家和政治家的双重身份，抗日与反共双重任务，利益和价值观的双重追求，凡此种种，才构成一个真实、完整的蒋介石。《民国的政治逻辑》已绝版，先知书店少量复活；独家书《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目前市面溢价严重，二手书市场卖至400元以上。长按下图识码，即可一键拥有。

作为改革家，他大胆创新、甘冒风险；作为教育家，他慧眼识珠、成就斐然；作为良师益友，他爱才如命、义薄云天；作为知识分子，他刚直不阿，不慕权位……如易中天所说，刘道玉不是一个圣人，他是一个战士。

人类的一大通病，就是怀有各种各样的愚蠢的见识。形成这些愚蠢见识的原因有很多，比如野心、虚荣、骄傲、盲从、懒惰、灌输、洗脑等等。愚蠢贯穿了人类历史，也充斥着当今社会。愚蠢的人处处碰壁，对身边人也是灾难。但其实，要想脱离愚蠢，并不需要超人的天才。英国哲学家罗素总结过五个简单方法，虽不能保证绝不犯错，却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避免愚蠢。-1-亲自观察罗素在《西方的智慧》中略带幽默地说到：古代的作家谈起麒麟和火蛇总是头头是道，但是他们当中谁也没有觉得，既然自己从未见过任何麒麟和火蛇，那就应该避免武断。就连亚里士多德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也会误认为“妇女的牙齿比男人少”。这种错误，他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而且办法很简单——他只消请他的夫人把嘴张开，亲自数一数就行了。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于是他的自以为是使他闹了一个笑话。“自以为知道其实自己并不知道”，这是我们人人都容易犯的一种致命错误。如果一个问题仅凭观察就可以解决，那就请你亲自观察一番吧。-2-检查证据人人都可能陷入某种偏见，而许多事情又不容易用经验加以检验。因此要避免偏见，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及时检查自己的信念是否具备足够的证据支持。罗素说，如果你一听到某种与你相左的意见就发怒，这本身就表明，你已经下意识地察觉到，自己的观点没有充分的支撑。如果某个人硬要说2加2等于5，或者说冰岛位于赤道，你只会感到怜悯，而不是愤怒。除非你自己对数学和地理也是这样无知，因而他的看法竟然动摇了你的见解。最激烈的争论，是双方都固执己见，却又不能提出充分证据的争论。-3-兼听则明任何时代，人们都更愿意听取与自己想法相同或相似的信息。现代社会，表面上每个人都能获得海量的信息，实际上在信息筛选机制和按个人喜好推送机制下，每个人反而更容易陷入“信息茧房”，形成武断的偏见。所以罗素说，摆脱某些武断看法的一种好办法，就是设法了解一下，与你不同圈子的人们所持有的种种看法。这对于我们削弱狭隘的偏见，很有好处。如果你无法外出旅行，也要设法和一些持不同见解的人们有些交往，或者阅读一种和你政见不同的报纸。如果这些人和这种报纸在你看来是疯狂的、乖张的、甚至是可恶的，那么你不应该忘记——在人家看来你也是这样。-4-想象辩论罗素说，有些人富于心理想象力。对于这些人来说，一个好办法便是设想一下，自己在与一位怀有不同偏见的人进行辩论。这种方法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圣雄甘地就对铁路、轮船和机器深表遗憾，在他看来整个产业革命都要不得。也许你永远没有机会，真的遇见一位抱有这种见解的人。因为在西方国家里，大多数人都把现代技术的种种好处视为当然。但是如果你确实想同意这种流行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一个好办法就是设想一下，甘地为了反驳现代技术的好处，可能会提出的种种论据，从而检验一下你自己想到的论据。我自己有时就因为进行这种想象性的对话，真的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即使没有改变原来的看法，也常常因为认识到假想的论敌有可能蛮有道理，而变得不那么自以为是。-5-仰望星空我们最应该提防的，就是那些容易助长狂妄自大的意见。有些问题本来就根本无法解决，但是，自尊心却使大多数人都看不到这一点。比如，几乎世界上每个国家的人，都会觉得自己的民族比所有其他民族都优越。如果有证据表明别的民族更优越，那就改变评价的标准，以使自己看起来更优越。所以罗素说，要想克服最普遍的自高自大问题，唯一方法就是要经常提醒自己：在茫茫宇宙中一个小小角落的一颗小小星球的生命史上，人类仅仅是一个短短的插曲。而且说不定宇宙中其他地方还有一些生物，他们优越于我们的程度，不亚于我们优越于水母的程度。愚蠢的天敌，就是智慧。唯有智慧可以抑制愚蠢。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鸡汤泛滥的时代，我们缺少的从来不是道理，而是像罗素这般洞悉世间万物的智慧。爱因斯坦说：“阅读罗素的作品，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事情之一。”罗素严谨、理性而不失幽默，兼具对人文的深切关怀。读罗素的著作不仅是一种享受，更是对智慧的启发。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独家好书：罗素87岁时写就的经典——《西方的智慧》。罗素晚年最重要的作品，被称为“名著中的名著”。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休谟，到黑格尔、马克思……罗素清晰地阐明了西方哲学的历史顺承关系，容纳进历史、科学、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内容，呈现出一幅生动有趣的“西方思想全景图”。一并推荐罗素最好的传记《罗素传》。感兴趣的书友，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者：秦晖来

对绝大多数大陆人来说，1945年以后的台湾现代史，是我们历史认知的一片空白的角落。1945年二战结束后，在美苏争霸的世界局势中，美国把从日本统治中夺回来的台湾交给蒋介石接收，从此开启了战后台湾跌宕起伏的转型历程。在美国战略布局谋略之下，台湾人刚挣脱“皇民化”，又立刻成为防阻共产势力跨越的“西太平洋防线”枢纽。台湾北承阿留申群岛、日本、韩国、琉球群岛，南接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外有美苏角力，内有国共相抗……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台湾人经历了二二八事件、戒严、报禁、党禁、白色恐怖、两蒋统治、十大建设、联招、万年国会、美丽岛事件、野百合学运等等重大事件，历经各类社会运动与抗争，最终走向民主化。回顾战后台湾1945-2015年这段艰辛困顿的漫长岁月，不知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历史残留，埋没在荒烟蔓草中，正待发掘起出，警示世人，不可重蹈覆辙。唐太宗说：“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是一面镜子，足可惩前毖后，避免重蹈覆辙。台湾战后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段历史对我们理解台湾又有何启示？对绝大多数大陆人来说，1945年以后的台湾70年现代史，可谓其历史认知的一片空白角落。这方面靠谱的著述，在大陆尤其难找。而要认识如此重要而又复杂的人物与事件，还是得多读点台湾人自己写的台湾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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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是邓小平120周年诞辰。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吴晓求说：小平有一个划时代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彷徨茫然的时候，我会时常重读这篇讲话，特别在小平诞辰或者逝世纪念日，都会看看这篇讲话。我几乎不发朋友圈，但是一年也会发一两条，其中有一条一定是纪念小平同志的，无论是他的诞辰日，还是他的逝世纪念日。每次重读这篇讲话，都会让我震撼，在那样一种环境下，那样一个时代，有如此高瞻远瞩的讲话，是需要非凡的勇气和智慧的。早在1978年，中美还没有正式建交，邓小平就在考虑送留学生去美国学习，彰显了他的超前大智慧！早在1978年，中美还没有正式建交，邓小平就在考虑送留学生去美国学习，彰显了他的超前大智慧！李政道担心地跟邓小平说：送到美国的留学生可能不会回国。邓公回答：只要中国发展得好，我相信他们就会回来。如果中国10年还发展不起来，我不要他们回来，回来也没有用......当我听到这句话，已是泪流满面，这才是大国的自信！邓小平说：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阴谋论与行路难文：张鸣中国有兵法，自孙子以下洋洋大观，典籍汗牛充栋。近人有好事者编武经全书，一架子一架子的，但还是没有收全。当下，最有名的兵法书有两个，一是《孙子兵法》，一是《三十六计》，前者属于兵家圣典，而后者，其实只是民国才被发现的一个无名氏的小册子，按说，从内容上看，相当平平。但它将兵法概括为“计谋”，而且连美人计都归类进去，却很合现代人的口味。现在的人们，原本就是把兵法当阴谋诡计来看的。

▲图源：GCSP恐怖主义问题的起源复杂，简单的谴责是远远不够的，恐怖主义问题的解决更需要大贤德大智慧和社会机制与制度的改进，决不是简单的报复所能奏效。我们下面将会就此提出一些看法。但是所有这些看法都要以一些底线性质的常识判断与良知判断为前提。▌做人的底线，与“主义”无关我们所要捍卫的是做人的底线，这不是什么“主义”的问题。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国际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丧失这个最起码的底线还能叫人吗？所谓“弱者对强者实行‘绝望的反抗’可以不择手段”的说法是一种可耻之论。且不说弱者与强者并不等于正义与非正义，即便是“正义的弱者反抗不义的强者”也决不能“不择手段”，尤其不能不择手段到故意滥杀无辜的程度。▲图源：Fanpop人类的先贤曾以古希腊作品《弑君者》的评论表明了这一道理，这部作品讲述了这样的故事：古希腊某城邦为暴戾的昏君所统治，某公民企图暗杀他以解放人民，然而他先遇到了并未作恶的暴君之子并将之杀死，随即扔掉匕首逃匿。不幸的暴君见到儿子的尸体后，悲痛绝望之中用这把匕首自杀身亡。于是弑君者便出来吹嘘自己的功绩，并要求奖赏。人们能肯定这种行为吗？即使在和平主义并不流行的古代、在认可以暴制恶的极端派思想家那里，答案也是断然否定的。激进主义的古代先驱托马斯·莫尔就指出：如果这个“弑君者”真的杀了暴君，那无疑是应当受到赞美和奖赏的；但他杀的只是个弱者。尽管这在客观上导致了暴君之死，但莫尔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暴君之死是天意，即便杀人者也有除掉他的愿望，却并未抗强犯难，因此他“利用上帝旨意，贪天之功，厚颜求赏”便是可耻的。他应该要么杀掉暴君本人，要么谁也不杀。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弑君者”相对于暴君而言的确是弱者，但莫尔谴责他杀了无辜者时不仅因被害者无辜，而且因被害者相对于凶手而言也是弱者。换言之，所谓“弱者反抗强者可以不择手段”的说法，在实践中首先是以不择手段地屠杀更弱者为前提的。▲图源：listtop10s▌正义“有所不为”，邪恶“不择手段”如果习惯于中国传统中王子权势的人们不容易理解古希腊城邦政治中“暴君之子”是弱者这种说法，那么“9·11事件”中被劫持客机上面对歹徒的无助旅客、世贸中心大楼上面对旷世暴行无法逃生的各国和平雇员之为弱者则是毫无疑问的。那些不择手段地屠杀了他们的歹徒哪里谈得上什么“弱者反抗强者”，这些歹徒首先是恃强凌弱者，而且是不择手段地、“超限”地恃强凌弱！我们知道人性是有局限的。人要不为恶，必须有所“限”——道德的自律与制度的他律。一个人或一个组织如果处在所谓“弱者”地位时尚且能够不受制约地“超限”肆虐于更弱者，即毫无自律，他律也管不了他，那么万一他改变“弱者”身份、甚至成为“强者”后，谁能说他不会“超限”肆虐于所有的人或整个社会？！事实上不仅“9·11事件”，一切关于为了所谓正义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说法都是邪恶的谬论，这种谬论下的恶行人们见得多了，从奥斯威辛到古拉格，从南京大屠杀到波尔·布特暴行莫不如此。▲本文作者：秦晖先生无论在哪种“文化”、哪种“主义”中，一个基本的常识是：所谓正义，所谓善，归根结底都是对“某些事情做不得”的承认。墨子所谓非攻，孔子所谓勿施于人，摩西所谓十戒，都是对某种“限度”或底线的持守。因此正义与不义、善与恶之别，实际上就是择不择“手段”之别、有限与“超限”之别。于是“不择手段的善”本身就是个如同“黑色的白”那样的伪概念。有所不为谓之善，无所不为谓之恶。换言之，世界上只有不择手段的邪恶，从来没有什么“不择手段的正义”。无恶不作而谓之“求善”，则假恶丑之尤也。刘瑜说：“秦晖先生很像是一个思想的管道工，他传奇般的知识面、记忆力和思辨力，使他从中国土地史到南非的城市化，从前苏东地区的私有化到中国当代的转型机制……总是能三下五除二，将一堆杂乱无序的论争梳理得一清二楚。”秦晖先生被称作“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虽然他的很多观点饱受争议，而且一些作品也受到了限制，但是无论对于专业历史学者或是普通读者来说，理解现实世界及中国现代转型问题，认清当下现实困境，秦晖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正如张鸣老师所说：“秦晖令我震惊，他是学界大人物，没有人比他更睿智，更犀利，对中国的问题，剖析得更深，每个论点提出，都会引起社会的一阵悸动。”很多人初读他的书，都会遭遇一种电光火石般的冲击。越有逻辑能力，就越能体会清晰与穿透力；对生活越有常识感，就越能体会重要性。我们今天的时代，重视他们，不仅仅在于他们罕见的渊博、极度的专注力，更在于他们以难得的清晰逻辑，为我们守护最基本的底线。珍惜秦晖，就是珍惜我们自己。目前很多秦晖先生的书在市面上已经寻找不到了，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秦晖作品集”。其中，《传统十论》一书已经再版了14次，每次再版都迅速售罄。这套书从中国传统历史、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转型经验、现代文明必须具备的底线等多个维度，帮助我们理解现代中国的发展和走向。整个历史的演变、历史子系统之间的互动耦合、演化的关系，思想的勾连，都给读者做了庖丁解牛式的解读。长按下图，识别图中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在数码摄影占据垄断性市场的当下，依然有一小部分摄影发烧友痴迷于胶片摄影，在他们看来，胶片是光与影的产物，那种时光通过胶片银盐感光留下的细微痕迹感，是数码乃至滤镜无法达到的境界。于是，有了这部直接以那款传奇性胶片名字命名的电影——《柯达克罗姆胶卷》这部电影吸引人的似乎是老套的公路风情以及复古情怀，但通过这款胶卷连接的是一对误解多年，断绝往来的父子相伴而行的最后一趟人生旅行。在介绍电影之前，不妨先来了解下这款已经停产的传奇胶卷柯达克罗姆。1935年诞生的这款胶卷是柯达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一款反转片，这款胶片拥有出众的色彩表现力，极为艳丽的色彩表达以及优异的可保存时间特质，一度是各大图片社的最爱，自然也通过摄影师们见证了20世纪的波澜壮阔。

1946年，在长期无法获得自己满意的角色后，海蒂决定自己做编导。海蒂与米高梅的合约期满后，自己成立了一个电影公司。三年后，她拍摄了爱情影片《霸王妖姬》，片中饰演一位性感却有着蛇蝎心肠的妖姬达莉拉。这部海蒂从影以来票房最高的电影作品，也被视为她的代表作。收入第一高的是《乱世佳人》与此同时，高强度的拍摄工作之余，海蒂不是投身社交，而是回家“搞发明”。海蒂家里的工作台二战爆发，海蒂的故乡维也纳，不断传来犹太籍亲友惨遭纳粹迫害的噩耗，国仇家恨让海蒂的脑袋里蹦出一个大胆的念头，她想研发新式武器，支持盟军打击疯狂的侵略者。1940年夏天，拉玛在一个聚会上认识了从欧洲德国移民来的钢琴家乔治·安塞尔，当时拉玛正同第二任丈夫分居。拉玛想起自己的第一任军火商丈夫，某次晚宴上她曾听到纳粹官员谈起过如何操控鱼雷的内容。海蒂运用天才般的灵光闪现和奇妙巧思，根据自动钢琴的启发，想出了一种叫“跳频技术”的无线传输和控制系统。她把技术设计完整地画在了笔记本上直接使用遥控则很容易被相同频率的信号干扰从而使鱼雷偏离目标，如果不停随机地改变信号频率，敌人的干扰影响就会减小很多。而安塞尔则想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法，他曾经在1926年的《机械芭蕾》（Ballet

著名经济学家

老一辈人总说：好死不如赖活着。特别是对为一点小事就自杀轻生的人，嗤之以鼻。芝麻大点的事，至于吗你。是，芝麻大点的事不至于，但芝麻越积越多，积成小山一样高就说不准了。不要责怪自杀的人。因为我们只看见毁灭他的那颗火星，却不知道他的内心早已绝望成荒原。纳瑟·阿里伊朗一位著名的小提琴家，因妻子摔破他心爱的小提琴，他在八天后绝食死去。他的女儿把父亲的故事画成了绘本《纳瑟·阿里先生的最后八天》。他的侄子文森特·帕兰德又根据绘本，将这个故事拍成了电影。当年，它被网友选为“最容易忽视的好电影之一”。幸好，我们没有忽略它——《梅子鸡之味》该片来自伊朗的漫画家玛嘉•莎塔琵，4年前因将自己的家事，联合法国导演文森特•帕兰德从漫画绘本拍成动画电影《我在伊朗长大》，而备受文青们关注。此次又搬出自己那位可爱的音乐家伯父的故事，进行更为戏剧化的演绎，制作出第二部影片《梅子鸡之味》。《梅子鸡之味》一片主人公的原型，是导演玛嘉·莎塔琵的伯父，他是伊朗的一位音乐家，他个性卓绝，以自我为中心，看起来非常不近人情，但同时又是那样充满了一种特殊的魅力。电影本身是一个以倒计时奔向死亡的秒表，伊朗最富盛名的小提琴家纳瑟·阿里在遍寻不到一把如意的小提琴后，决定自杀。这样诡异的行为让电影开头的很长时间都充斥着某种没心没肺的法式黑色幽默，以及为增强这种幽默而特别设置的绚丽魔幻场景。在死亡的阴影下讲述生命的悲喜，《梅子鸡的味道》其实有着一个关于爱情的内核。对于这部电影的意义，玛嘉·莎塔琵认为，只有“孤芳自赏”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该片保持了原著漫画的美学风格，虽有真人演员出演，但依然多次穿插动画形式，以及各种模型的运用，或用以装饰背景营造氛围，或以童话手法叙事展望未来。绚丽的色彩，仿佛如痴如醉的梦幻。想像力之丰富令人惊叹，黑色幽默和无数构思巧妙的场景叙事，也给观众观影带来许多乐趣。画面诗意优美、灵感处处闪耀是其不可否定的优点。然而，许多场景、叙事和故事情节，又似曾相识。超现实中流露出的梦幻气质，色彩、人物内心的展示，话外音略带天真的语调、多次自杀企图的黑色幽默。甚至结尾处饱满的音乐声中对主人公纳瑟尔生命轨迹的回顾，将观众带到过去的场景和人物经历中。把漫画风格的景致融入真人表演的电影中，伴着柔美的小提琴乐曲，细腻而优雅的在结束生命的八天前追忆似水年华。生命也如同梅子鸡之味，酸中有甜，苦中带涩。坦然接受命运赋予的，用力握住自己深爱的。临终回首，虽有惋惜，可这也是人生常态。这种兼顾商业的娱乐性和艺术的唯美感的片子，也许才是真正打动观众原因所在。

一个17岁的少年，正在奋力做着什么。面目狰狞，略显吃力。随着进程推进，少年感受到了精神上的愉悦。但血花飞溅一刻，他似乎又被突然唤醒。究竟怎么回事？画面陡转，一切都有了答案。一名8岁男童遭到虐杀，头颅已被砍下。小编没想到：茫茫夜色中，丧心病狂的少年，并未仓皇逃离。反而，选择在第一时间自首。就是这部影片，为我们揭开了一个变态杀人犯的内心世界。小编敢说，他的每一句告白，都会让你三观震碎——《布鲁诺·里德尔，杀人犯的自白》导演/编剧：文森特·勒波特主演：迪米特里·多雷

讲述了越战期间，美军情报官员威尔德上尉奉命除掉叛逃的军人库尔兹上校，接到命令后，威尔德率领一支小分队，冒险乘小艇深入柬埔寨，卷入一个超乎现实的疯狂世界的故事。该片表面上在讲越战，但在所有著名的战争片中，它可能是“升华”程度最高的一部。它可以套用于任何战争，甚至广而言之说它表现任何人生经历都不为过。影片虽然不乏对战争的正面描写，但它的精髓是刻画人性中的黑暗，难怪它不是以越战记录为蓝本，而是改编自英国小说家康拉德的经典名著《黑暗之心》。观看↓↓

以上选自《七十年代》，内容有些敏g……如果要问今天的人们最怀念哪个年代，可以肯定的是——会有人说是九十年代，它是波澜壮阔的二十世纪忧伤的句号，是备受期待的千禧年开场的序幕；香港、澳门相继回归，举国欢腾；下岗潮席卷，大厦崩塌，逼迫人们“眼泪和血吞”，从头再来。也会有人说是八十年代。较之九十年代的商业化，八十年代那由“诗歌、理想、鲜花、鄙夷权威、壮烈的生与死”构成的潇洒姿态，更令人魂牵梦绕。但无论如何，七十年代总是被忽略的那个，它夹在多个值得宏大叙事的年代之间，既没完全走出革命，也没将“理想”贯彻到底。身处历史的夹层中，七十年代不声不响，鲜有光亮降临。但其实，无论是物质的九十年代，还是诗意的八十年代，根源都深植于七十年代。因为正是这批成长于七十年代的人，主导了八、九十年代浪潮的方向，直到今天，他们仍是中国社会中最有活力、最具能量的存在。所谓“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而由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就是一部回首七十年代的重要记忆史。诗人北岛，本身就是七十年代的代表，1978年，他与诗人芒克一起创办了《今天》诗刊，成为八十年代浓厚文学风气的先声。在回望七十年代的这部《七十年代》中，北岛、李陀共收录三十位成长于七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对青春的挽歌。在回忆中能看到：以“出道作”《棋王》技惊文坛的阿城偷听“敌台”；随文工团辗转乡村尚未成名的王安忆；“偷书”的朱正琳；画《西藏记忆》的陈丹青；怒吼“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北岛；“太阳总队”的张郎郎；地下读书沙龙的徐浩渊；工人蔡翔；农民高默波和阎连科……通过这些或依然声名赫赫、或激流隐退的知识分子的视角，读者能看到的，不是常见于回忆革命年代书籍当中的对苦难的沉湎，以及将对苦难的忍耐视为战胜了苦难本身的半诉苦、半炫耀的回忆录，而是不屈从于逆境、不俯首于苦难的坚持。可以说，这本书通过知识青年描绘各自野草般茁壮生长的故事，折射出属于七十年代一代人的生活群像及共同记忆。正如一位读者所说：“他们和自己作战，和不可能作战，最终成为七十年代的风景。”如今，我们站在2023年的“今天”罗列往昔，也许会因社会自九十年代后一路朝着拜金狂飙的现实而叹息，也许会为自由、理想、浪漫、反抗交替的八十年代而扼腕，但我们应该铭记，七十年代散落各处的星星之火，最终蔓延成了足以燎原的希望之光。回望七十年代，就是在寻找今日中国最初的光芒。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由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这是一本可以一个通宵读完的书，也是可以一天一篇慢慢品味的书；既是一个时代的悲重，又是一代人的成长与青春；它足够精彩，真挚的故事会吸引人读下去。正如有读者评价的那样，“回读70年代那一代人的青春岁月，像童话一样”，而又“看得心里泛上酸楚”，又如北岛在书中所说：“青春真美。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本书自出版以来，数年来再版困难，二手市场溢价严重。现有幸绝版复活，并取得独家授权，仅有30册现货，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

王笛，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历史学者，现为澳门大学历史系主任。1978年，王笛进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师从隗瀛涛先生。1985年，王笛硕士毕业后留四川大学历史系任教，1989年，王笛完成了第一部专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王笛后于1991年赴美，师从罗威廉教授，1998年，王笛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博士学位。他还担任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特邀研究员等职。罪犯、衙役、州县官：违法就要受罚从地方政府的法律执行，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对与法律相关行为的惩罚、地方监狱以及私刑的使用。我们说的惩罚，不仅包括对违法犯罪者的惩罚，还包括法律规定中对没有尽到职责和义务的地方官员和衙役的惩罚。传统中国社会最基层的执法机构是州县衙门，法律赋予州县官基本的法律权力，他们是集检察官、法官、警察和验尸官职责和权力于一身的。这种权力首先体现在对越级告状的“惩罚”上。法律规定那些越过州县而直接诉讼到上一级衙门的行为是违法的，对于违法者，可以处以杖五十的惩罚。地方州县衙门在审理案件时，刑讯是常用的方式。法律许可的刑讯手段包括鞭笞、掌嘴、压踝等。法律还规定所有刑讯器具必须符合法定规格和形状，必须受上级衙门的检验并加烙印，禁止官员制作法律规定之外的刑具。“叫魂案”中有一个叫明远的和尚，他在化缘时因当地村民控告而被扭送到官府。州县官为了得到明远和尚的证词，便对他进行了刑讯审问，先是让他跪锁链三日，其间用夹棍夹了一次手指，随后连续审问他两天两夜，在此期间不允许他打盹，只要他稍微闭上眼睛就立刻呵斥他醒来。州县官看明远和尚已经经受不住刑罚，就暂停了审问，两天以后犯人就死了，可见当时的审讯手段还是比较严酷的。我们再从更微观的视野看看这些审讯惩罚对嫌犯的身体伤害。上面提到的压踝骨用的是一种踝骨夹棍，这种木质刑具由三条直棍子组成，外面的两条是当作杠杆来用的，当外力通过杠杆原理对内部施压，受刑者的踝骨会受到挤压，甚至被完全压碎。可见在法律规定的刑罚之外，嫌疑人和罪犯都会受到额外的惩罚。法律规定对未能及时尽责，甚至渎职的衙役也有严厉的惩罚。虽然掌握司法权的是地方政府，但往往州县官手下的衙役、仵作等人员才是具体的执行者。法律也规定了对他们违反职责行为的惩罚。仵作是职业验尸员，为了尽量避免他们拿出不全面或者虚假的验尸报告，法律规定如果验尸报告中的死因有错，仵作将会被杖八十。在后期抓捕嫌犯的过程中，办案衙役也要承担相应责任。在盗窃案中，未能在期限内逮捕嫌犯归案的衙役将会被问责，而且延迟时间越长，惩罚越严重。一个月内未能捕获盗贼，捕快将被鞭笞十；两个月，鞭笞二十；三个月，鞭笞三十。这种惩罚方式在当时十分盛行。为了能督促衙役办案以及对懈怠的行为进行相应惩罚，还出现了许多滑稽可笑的法律规定。比如，办案衙役在规定期限内没有抓到嫌犯，法律规定州县官可以把衙役的家属拘禁起来。需要注意的是，衙役不属于“国家公职人员”，他们的地位通常很卑微，收入也很微薄，所以在执法过程中经常会出现“索贿”的情况。上面提到的“叫魂案”中，萧山县衙的蔡捕役因向和尚索贿不成，栽赃他们是剪人发辫会妖术的“妖僧”，从而把他们抓进了监牢。后来东窗事发，蔡捕役被审讯招供，称是自己作弊。最后，他被打了一顿，并戴枷示众，还被官府以渎职罪开除。地方官要谨遵法律规定以避免受到惩罚。地方案件中包含了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中央政府相对来说更重视刑事案件，所以对刑事案件中州县官员的违法行为会有非常严厉的惩罚规定。首先是对延迟尽责的惩罚。对于地方杀人案件，法律规定，州县官必须在受害者被害现场或发现尸体之初亲自验尸。如果有地方州县官没有按规定执行，将会受到降职或调职的处分。因为他们的延迟而导致尸体发生严重变化，那么州县官将被处以杖六十之刑。在现场验尸完毕，州县官必须立刻向上级呈交一份详细报告，延迟提交报告也要受到惩罚。对于杀人案来说，验尸结果确定后，州县官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破案并抓捕罪犯，相对来说这个期限是比较紧的。例如对于犯杀人罪的重犯，如果在六个月内未能破案，州县官将会被罚停薪留任；如果在一年之内还未破案，则要官降一级或者调任，而他们未完成的任务将成为下一任官员的职责。而对于盗窃案，超过六个月未能破案，州县官将会被罚俸半年或一年；如果在延期一年之后仍未破案，经济惩罚进一步加重，罚俸一年或两年。此外，更严酷的惩罚来自对案件的错判。这种错判来自两方面：一是“失出”，即应该被重判的罪犯因州县官失误而被轻判；二是“失入”，也就是应该轻判或无罪的人被判以重罪。《大清律例》规定，州县官故意枉法判决一个无辜的人某种刑罚，被查明后，该州县官要受相同的刑罚。最严重的情况是州县官故意判无辜人以死刑，并且死刑已被执行，这种情况州县官也应受到死刑的惩罚。在传统中国社会，地方司法审判中的惩罚不仅规定了对犯罪嫌疑人或罪犯的惩罚，还规定了行使司法权的地方州县官的职责，以及违背职责的惩罚。作为地方法律执行过程中的具体执行者，衙役、仵作、书吏等也有相应的责任，违背职责或者渎职都是法律所禁止的。严厉的惩罚看上去是维护法律的威严，但审讯过程中的严酷刑讯手段经常导致犯罪嫌疑人还未招供便惨死，而为提高衙役办事效率拘禁其家属的规定更是荒谬，这些都是法律惩罚不当的代表例子。手铐、脚镣、传染病：传统中国社会的监狱清代，县、府、省三级，每个级别都有自己的监狱。在县比较多的省份，监狱总数有三十座之多。每座监狱可以容纳八九百犯人，每天都有犯人进出。监狱都有高大、坚固的围墙，围墙上有瞭望塔观察周围动向。从进入大门到关押犯人的牢房要经过三道门，每道门都是关闭的，并有人把守。经过三道门时也会经过县官、书吏、捕快、衙役居住的房间，他们守卫监狱，防范意外发生。死囚的监牢和普通监牢是分开的。进入监狱之后还要再经过三道铁门才能到死囚的监牢。除了死牢比较特殊，一般监狱中还设有女监。监牢中一般还会有一个庭院，白天囚犯会被带出来放风。监狱的防卫很坚固，监牢内和监牢外都有巡逻的人，他们一般手提灯笼和锣，来回走动时彼此打招呼。守卫每晚分为五班，如果被发现失职或者打盹懈怠，将会受到严惩。犯人一般要戴着脚镣和枷锁，沉重的负担压坏了他们，等到白天把枷锁解开时，他们的皮肉早已积满瘀血并且麻木了。白天他们可以解除束缚，以便干活，皇帝会赐给死囚一些米粮，足够他们在行刑之前存活。不过对于旗人和皇室宗亲来说，他们总能获得优待。例如旗人进监狱免枷号，而且宗室犯罪也不得锁禁锁拿。这也体现了我们之前说的儒家文化倡导的尊卑秩序。法律还规定了监狱的一些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点视。也就是监狱内各监牢的门早晚封锁，并由当值狱官点视，若忽略了该项而导致囚犯走脱，从官员到狱卒都要被问罪。以上这些只是对清代监狱的概括，下面我们选取两个不同的视角来展现监狱中的细节。首先，囚犯在监狱中面临来自环境和狱卒的威胁。一般的监狱环境比较恶劣，房屋低矮、狭窄、阴暗、潮湿。方苞的《狱中杂记》描述了康熙五十一年京城刑部监狱。他发现在恶劣的监狱环境中，犯人的集中看管非常容易造成传染病的流行。刑部监狱分设了四个老监，每监又分五个牢房，看管犯人的狱卒住在正中那间以方便管理。除了中间狱卒的房间有天窗可以透气，其余四间牢房没有窗户。加上关押的犯人在二百人以上，到了晚上，犯人大小便都在监牢里解决，空气浑浊，气味相当难闻，寒冬时传染病流行，得传染病的犯人就越来越多。新来的囚犯在七八十人共同关押的监牢里，还面临身强力壮的老囚犯的威胁，他们长期在压抑的环境中，对新面孔有非常强的攻击性。犯人的糟糕状况还与狱卒、小吏的索贿有关。进入大牢都要戴上手铐脚镣，这些重压使犯人痛苦不堪。为了解除枷锁，向狱卒行贿是普遍流行的潜规则。而狱卒也会根据囚犯的家庭财产情况来决定索贿的数额，通常从几两到十几两白银不等，拿到钱以后他们就会分赃。除了狱卒，刽子手也经常向死刑犯的家人索贿。凡是判处死刑的案件已经上奏的，刽子手就等在门外，叫他的同伴进去勒索钱财。如果犯人被处以斩刑这种极端刑罚，刽子手既可以让他一刀毙命、免去痛苦，也可以在砍去囚犯四肢之后让他依然活着，这取决于家属是否有能力满足刽子手的索求。其次，囚犯在监狱中的遭遇经常造成刑罚之外的伤亡。因为囚犯的人数众多，政府为囚犯每天只提供两碗小米粥，这导致他们营养不良、体弱多病。对老者来说，这种情况更不利。他们或死于饥饿，或死于寒冷，或死于刑罚带来的重伤。正因为这种绝望的境况，监狱中的犯人自杀的很多。他们宁可丧命也不想继续挨板子。自杀的方式通常是上吊，监牢里没有房梁，他们就把绳子挂在插在墙上的棍子上。囚犯自杀或因其他原因死在监牢里，他们的尸体也无法得到善待。按照法律规定，尸体要被放在班房里静置三天，等着老鼠去啃。三天之后，地方官员带着书吏、衙役前来，拿绳索套住尸体的脚，并把尸体拖到监狱的后门。官员命令手下拿一根铁头棍猛打尸体的屁股三下，打完以后，书吏便写证明：该人犯因某罪死于监狱，经正式检查确认死亡。当上峰来检查时，地方官员可以把这份证明当作自己尽职尽责的表现。不过，也不是所有犯人在监狱中都过得潦倒不堪。山阴县有一个姓李的人，因杀人而下狱，入狱之后与狱卒内外勾结，每年都能弄到几百两银子与狱卒平分，可谓坐着监狱发了大财。有一年偏巧碰到皇帝大赦，这个姓李的人出了狱，在外面住了几个月之后发现生活很无聊。他有个同乡失手杀了人，被判长期蹲监，他替此人承担了罪名，又进监狱重操旧业。一些比较大的地方监狱，还设有果园、菜地和鱼塘，甚至大到有街道和市场。犯人可以在里面售卖许多东西，可以是食物，或者是监牢里的生活必需品，很多人以此为生。监牢一天只提供两顿粥，他们赚来的钱可以让自己吃得更好一些。不过，这些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囚犯在监狱中的生活都十分悲惨落魄。作为关押罪犯的地方，清代政府在县、府、省均设立了不同级别的监狱。监狱的设置一般以高墙阻止犯人逃跑，其次将女性罪犯和死刑犯分开关押。普通罪犯的牢房通常环境恶劣，饥寒和流行病成为致死的重要因素。除了恶劣的环境，掌管监狱的不同身份的官吏都会利用自己的职权对囚犯进行索贿，当索贿不成时，他们会变本加厉地对待囚犯。这也导致了监牢内自杀情况的出现。虽然我们在史料中也发现有的囚犯利用自己的计谋或能力在监狱谋生，但绝大部分囚犯在监狱中的生活是极其糟糕的。五毒备尝，肢体不全：监牢中的私刑为了让犯罪嫌疑人招供，地方官员可以动用法律规定的一系列刑具对犯人进行刑讯。在明朝，常用的刑具有枷、杻、索、镣。索就是铁绳、铁链，长一丈。镣有三斤重，用于防止充军的罪犯在押解途中逃跑。这些刑罚对罪犯来说已经非常痛苦难忍了。刑具按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可以分为合法刑具和非法刑具。对于非法刑具，虽然历来政府都是明令禁止使用的，但根本无法杜绝，尤其是在天高皇帝远的州县，私刑的滥用是无法避免的。对犯人来说，法律规定以外的私刑带来的伤害更为严重。比如明朝有一种立枷，又叫站笼。这种刑具的实施方法是让罪犯头套重枷，这种枷重一百五十斤，犯人昼夜直立于木笼之内。在极端重压之下，罪犯几天内就会死去。比较有代表性的惨烈私刑出现在明朝的东厂之中。东厂有特权，可以不经过法律程序就抓人，并且设有自己的监狱来刑讯犯人。在这种情况下，东厂特务不会按照法律规定的刑罚来对待犯人。厂卫特务在审讯时经常使用大量法外酷刑，受刑人往往“五毒备尝，肢体不全”。我们来挑其中比较骇人听闻的私刑来看看其残酷性。比如一种私刑叫作刷洗，即在囚犯身上泼开水，之后用铁刷刷去皮肉，囚犯经历的痛苦可想而知；还有一种叫钩背的刑罚，即用钩子穿过犯人的背将其钩起来悬挂在某处；还有一种叫红绣鞋的私刑，就是用烧得通红的烙铁烙脚面。诸如此类的私刑非常多，以至于人们谈东厂色变，把东厂的监狱看作人间地狱般的存在。需要说明的是，厂卫特务对囚犯实施的私刑虽然不在法律条例之内，但因为法律赋予了厂卫额外的司法权，所以厂卫动用私刑并不算违法行为。狱吏还会巧立名目将非法刑具换个名称使用或者不断制造新刑具。比如有一种叫作柙床的非法刑具，清朝法律明确规定禁止使用。这种刑具极其残忍，其制作样式非常严密，犯人在其上，头上有掀头环，脖子中间有夹颈销，腰间有拦胸铁索，腹部有压腹木梁，双手有铁环固定，双腿有铁锁镣绑紧，双脚困于匣内，整个人都被紧紧捆缚固定。囚犯平躺在柙床上，上面盖有一块木板，板上有密集如刺猬的刺一般的三寸长钉，距离囚犯身体仅两寸，囚犯不小心触到便会被刺伤。四面则像鸟笼一样，捆缚其中的人，四肢僵硬，手足不能伸曲，肩背不能反侧，身体遭受的痛苦只能默默忍受。正是因为这种刑具太残酷，清律规定在监狱中使用柙床者，官革职、杖一百、流三千里，吏卒杖一百、革役。于是地方州县衙门将与柙床类似的刑具称为大镣，以避免自己出现“违法”的情况。《清史稿》中还记载了清代地方县衙制造的五花八门的刑具。例如山西平遥县衙有许多律例规定之外的刑具，押解刑具有立枷、站笼、刑车、木驴等，拘系刑具有颈槛、竹手铐、铁鬼衣等，这些都是地方县衙广泛使用的私刑用具。创造酷刑是为了更大程度地让囚犯痛苦。比如莫言的长篇小说《檀香刑》中，曾经多次出现对罪犯的极端惩罚，除了法律规定范围之内的腰斩、凌迟，还有新花样，例如“阎王闩”“檀香刑”。这些私刑是为了惩罚“罪大恶极”之人而创造性产生的。在小说中，咸丰帝身边有一个叫小虫子的太监，偷偷倒卖了咸丰帝的七星鸟枪。咸丰帝龙颜大怒，决定要好好惩罚这个小太监。按照宫内慎刑司对偷盗的惩罚，可以提供的刑罚有打板子、五马分尸等等，咸丰帝觉得这些惩罚太普通，不能消解心头之恨。于是，小说中的京城首席刽子手余姥姥为了替皇帝“分忧”，想出了一个新的酷刑“阎王闩”。余姥姥知道咸丰帝痛恨小太监有眼无珠，于是迎合皇帝的心意，让小太监在受刑中脑浆崩裂、眼珠崩出，以解皇帝心头之恨。跟阎王闩比起来，檀香刑更是惨不忍睹。小说以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和义和团反抗斗争为背景。孙丙因妻子被德国人欺负，一怒之下杀死了一个德国人，很快整个村子被德国人报复。孙丙毅然到义和团去请求援助，并带领一支队伍袭击了正在修铁路的德国人。德国人反过来又围剿孙丙，最终孙丙被活捉。作为对反抗德国和清府行为的惩罚，德国人决定用最残酷的“檀香刑”来处死孙丙。小说详细描写了行刑的过程。将檀香木做成宝剑的形状，并且放到香油里煮，让檀香木沾染食物的味道，刑具要三五天的时间才能准备好。行刑要从犯人的谷道（也就是肛门）一点点打进身体里，直到从喉咙处穿出。因为刽子手的“技法高超”，檀香木经过身体内部却不触及重要器官，犯人可能经过极其痛苦的几天也不会死去。这种刑罚比干脆利落的杀头更令人煎熬，掌握生杀大权的皇帝或官员指定囚犯在刑罚之下要撑足多少天，如果还不到日子但犯人即将死去，刽子手还会给犯人喂参汤来吊命，直至他们看到自己身体腐烂生蛆。虽然我们无法想象这些超出法律规定的惩罚带给囚犯的痛苦到底如何，但毋庸置疑，这些刑罚已经超出了人性范围内对“惩罚”的定义。这些私刑越是展现其残酷严苛，也越多反映传统中国社会私刑的“泯灭人性”。在传统中国社会，法律是统治者进行阶级统治的重要工具。对于被统治阶级，统治者非常强调其应该遵纪守法，反抗统治者的行为将会招致法律规定中的极刑，甚至法律规定之外创造的新私刑。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的惩罚，强调的都是服从和顺应。统治者在某种程度上默认的私刑，或者在某种极端案例中所鼓励的私刑，是对囚犯或犯人绝对统治权和处置权的体现。我们在这些死刑中看不到对人性的悲悯，相反，这些血腥、残酷、严苛、花样百出的死刑是统治性质的反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统治者主宰和专政传统中国社会的一切。王笛老师是“中国微观史研究的代表人物。”《袍哥》、《茶馆》《街头文化》是王笛老师微观史的践行之作，荣获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著作奖、吕梁文学奖等多个图书大奖。《跨出封闭的世界》、《走进中国城市内部》《碌碌有为》则是研究方法的系统总结和提炼，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王笛老师的个案研究，更有助于我们对于国家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深刻理解。王笛老师现为澳门大学杰出教授，现有幸一次集齐6本书，其中含3本王笛老师亲笔签名，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含限量签名书）：

阿克顿勋爵的作品，当得起“承载高贵的精神使命”之殊荣。每个爱自由，爱智慧的人，都应该将这些作品置于书架最醒目位置，并常读常新。感兴趣的书友，请长按下图识别图中二维码，查看详情。

据说约瑟夫·熊彼特曾在课堂上批评牛顿，指责这个如假包换的物理学天才只顾闭门思想，没有将他思考推理的方法公开而留诸后世！这批评有点道理。但牛顿在物理学上的丰功伟绩，是他在逃避瘟疫的两年中想出来的；其后就再没有什么重大发现——虽是昙花一现，但这“一现”却是非同小可。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屡见经传：可惜他天赋之高，远超世俗，要学也学不到。有些朋友以为爱因斯坦既然可以不用资料而将相对论想了出来，他们也可照样推理。但爱因斯坦所能办到的，跟他们有什么相干？不自量力，以此为最。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很可能是那自命不凡的人的一种思想障碍。我不仅不敢与牛顿或爱因斯坦相比，就是半个天才也算不上。但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倒可以写一点有实用性的思考方法。我的思考方法是学回来的。一个平凡的人能学得的思考方法，其他的凡夫俗子也可以学。天才的思考方法是天才的专利权，与我们无关。在大学念书时，我从不缺课的习惯就是为了要学老师的思考方法。所有要考的试都考过了，我就转作旁听生。有一次，杰克·赫舒拉发在课后来问我：你旁听了我六个学期，难道我所知的经济学你还未学全吗？我回答说：你的经济学我早从你的著作中学会了，我听你的课与经济学无关，我要学的是你思考的方法。我这个偷“思”的习惯实行了很多年，屡遇明师及高手明友，是我平生最幸运的事。这些师友中，算得上是天才或准天才的着实不少。我细心观察他们的思考方法，在其中抽取那些一个非天才也可用得着的来学习，久而久之就变得甚为实用。但因为被我偷“思”的人很多，我就综合了不同人的方法，作为己用。虽然这些人大都是经济学者，但天下思考推理殊途同归，强分门户就是自取平凡。▌谁是谁非不重要假如你跟另一个人同作分析或辩论时，他常强调某一个观点或发现是他的，或将“自己”放在问题之上，那你就可以肯定他是低手。思考是绝不应被成见左右的。要“出风头”或者“领功”是人之常情，但在思考的过程上，“自己”的观点不可有特别的位置。“领功”是有了答案之后的事。在推理中，你要对不同的观点做客观的衡量。有些人认为弗里德曼好胜、强词夺理地去维护自己的观点，这是错的。弗里德曼的思想快似闪电，但他认错更快。因为他认错太快，往往给人的印象就是没有认错。在我所认识的高手中，没有一个推理是将“自己”加上丝毫重量的。事后“领功”是另一回事。同样地，在学术上没有权威或宗师这回事，这些只是仰慕者对他们的称呼；我们不要被名气吓倒了。任何高手都可以错，所以他们的观点或理论也只能被我们考虑及衡量，不可以尽信。当然，高手的推论较为深入，值得我们特别留意。我们应该对高手之见作较详尽理解，较小心地去衡量。但我们不可以为既是高手之见，就是对的。高手与低手之分，主要就是前者深入而广泛，后者肤浅而狭窄。我一向都佩服亚当·斯密、约翰·穆勒及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等人。但当我研究佃农理论时，我就将他们的佃农理论一视同仁，没有将他们的大名放在心上，若非如此，我是不可能将他们的理论推翻的。▲约翰·穆勒▌问题要浅、要重要，要有不同回答的可能性

1973年8月19日，由嘉禾和华纳联合出品，李小龙主演的电影《龙争虎斗》在美国上映。这一天，对于每一个黄种人来说，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在此之前，从未有过黄种人在一部好莱坞电影中担任主演的先例，就算是一些以黄种人为主角的故事，美国的电影公司都会找白人影星来假扮。让白种人来演黄种人，这事跟咱们往身上抹墨汁，假扮黑人一样奇葩，但在好莱坞的电影里，他们的确这么干过。女主是好莱坞传奇凯瑟琳·赫本。她一生共获得12项奥斯卡奖提名，拿过4个奥斯卡影后，曾被美国电影学会评为“百年来最伟大的女演员”。本来是位颜值逆天的女神，为了在片中扮成中国人，不惜将自己一双双眼皮的大眼睛硬是贴成了单眼皮。这部电影不是B级动作片，而是一部美国人拍摄的十足中国味的抗战题材电影，并且那在制作体量上来讲它还是一部十足的美国大片。电影改编自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和普利策奖的大神级女作家赛珍珠。这位美国作家原名叫珀尔·布克，原出生在美国南部的西弗吉尼亚州，却在4个月大时就被父母带到了中国镇江，并在那里长大直到18岁。因此她对我们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把中文称为“第一语言”，把镇江称为“中国故乡”。赛珍珠是最早将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翻译成英文的作家，亦写过很多以中国人为故事主角的小说，《大地》三部曲就是她的代表作。这样一位世界大神的作品自然备受好莱坞青睐。为了还原20世纪30年代中国南方农村的生活场景及细节，剧组可是没少折腾，他们用了两年时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选地搭建了整个中国农村村落，有大片稻田和农民们住的茅草屋。演员们吃的穿的用的，也都是中国农村常见的衣服和生活用品，细到油灯、碗筷、竹椅、烟枪都真实还原。加上本来就是黑白电影，完全看不出肤色，不看他们的脸，还真认不出是白种人。这家人的户主叫林潭，家里有一个老妈子、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大儿子娶妻并生了一男一女；二儿子娶了一个叫小玉的女孩；三儿子还是单身；女儿嫁给了一个叫吴廉的商人，在城市开杂货店。小玉因为读过书，思想上比平常农村妇女进步，平时不愿意待在家里，喜欢往外跑。虽然是父母包办婚姻，老二对小玉却很好，舍不得打骂，对她百依百顺。怀有身孕的小玉认识到要积极抗战，便带着老二离开村子，投身前线兵工厂去为军队造子弹。而林潭夫妇和老大老三都留在村里，结果日本人来了之后，没收了农民的土地，又逼迫农民为他们种植粮食。老妈子和老大的妻子都被日本人害死，一双儿女也饥寒交迫而死。经历家庭的变故之后，老大老三都认识到不能再这样窝在家里混吃等死，也离开家投入抗日战场。在1944年二战最关键的时期，“反战”不是战争电影的主题，《龙种》宣扬的，是面对日本法西斯，苟安则死，反抗则生的道理。因此全片都洋溢着一种亢奋的反抗激情，就连背景音乐，也是用了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当时可还不是我们的国歌。据说米高梅后来还辗转向聂耳的母亲支付了一笔版权费。如果说这只是一部抗战宣传片，就显得太简单了。电影对于人性的刻画与反思，以及对信仰的追寻与坚持，才是更为深刻的思想主题，让电影的格调提升了一个档次。这个生于乱世的孩子，便是电影所说的“龙种”。只有勇敢地面对战争的洗礼，带着尊严活下去，才能保住“龙种”，这个小孩是一个家庭的希望，也是整个民族的根。一位在中国长大的美国作家能写出《龙种》这样的故事，一个好莱坞团队能拍出《龙种》这样的电影，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诠释比我们当中很多国人都要高。《龙种》导演:

一位中文名叫“何伟”的美国人彼得·海斯勒（Peter

相信很多朋友看过《两杆大烟枪》导演盖·里奇让人们懂得什么叫“天道轮回”，逆天的剧情也让这部电影成为盖世神作，举目无双。今天给大家安利一部犯罪片，它被称为韩国的《两杆大烟枪》——抓住稻草的野兽电影是导演金容勋的处女作，一部全员恶人的犯罪电影。改编自日本同名小说，讲的是因为一个藏有大量现金的包包引发的故事。小兰是一个应召女郎。遇人不淑，嫁给一个家暴男过上天天挨揍的日子。因为工作关系，小兰结识一位恩客——黄毛。一来二去两个人好上，小兰萌生一个念头：借刀杀人，杀夫骗保。黄毛看着是个狠角色，其实是个草包。他原本计划开车撞死小兰老公，没想到杀错了人。不仅如此，心中有愧的他还打算自首。小兰一看计划破产，一不做二不休。反杀黄毛，埋了。正当杀人后的小兰惶恐不安之时，救世主出现——商k女经理，延熙（全度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