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金瓶梅》被称为「第一奇书」[1]它既不是奇在故事情节的紧张曲折、荒诞离奇上,也不是奇在艺术形象为英雄豪杰、神魔鬼怪上,而是奇在作家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有自己的独特发现,奇在它以逼真的写实手法,写出了以新兴市民为主体的新的人物和新的生活。《金瓶梅》不愧为我国小说史上杰出的艺术创新之作。古人说:「行成于思。」[2]这种艺术创新,在某种意义上不能不首先归功于作家的艺术构思能敏锐地顺应当时时代的呼唤,实现观念的更新。一、打破传统的价值观念,对社会现实作如实的客观的审视「每一部有才能而且能很好地展开的小说,永远是、而且只能是从对世界某种环境的观察中获得自己的构思。」[3]《金瓶梅》作者正是以急剧变异的社会生活本身为原动力,突破封建传统思想观念的桎梏,从现实生活的底层去吸取新思想,不是停留于人物外在的行动,而是向人物内在的灵魂深处发掘,写出具有某种新思想的新人物。这是《金瓶梅》作者艺术构思的一个独特的创造。从《金瓶梅》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兰陵笑笑生的思想如同温度表一样,是很敏感的。他及时地发现了生活中正在滋长着的市井细民的新思想,已经在日益严重地侵蚀和动摇着封建主义的统治。尽管他对这种新思想还很不理解,尽管这种新思想本身还处于朦胧的萌芽的状态,打上了严重的封建腐朽思想的胎记,但是他毕竟及时地抓住,并作了客观的审视和如实的描写。文学作为一种满足人的精神需要而创造出来的精神产品,它本身是一个价值系统,是受作家的价值观念支配的。《金瓶梅》在题材、主题、人物、情节、结构、语言等等方面所作的新开拓和新创造,都是跟作者的艺术构思从当时现实生活中吸取了新的价值观念分不开的。皋鹤堂本政治价值。《金瓶梅》以前的我国古典小说,几乎无不以「忠」和「奸」作为政治上褒贬的最高标准。《三国演义》中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之分,就是以「忠」和「奸」划线的。其社会效果,正如前人所说:「盖自《三国演义》盛行,又复演为戏剧,而妇人孺子,牧竖贩夫,无不知曹操之为奸,关、张、孔明之为忠,其潜移默化之功,关系世道人心,实非浅鲜。」[4]《水浒传》的题材虽然是描写水浒义军的形成、发展和最后惨遭失败的全过程,但是作者却偏要把皇帝说成是「至圣至明」的,把武装造反的革命英雄写成不是为了推翻封建统治,而是怀着忠于天子的思想「替天行道」。所谓「乱自上作」「逼上梁山」,其矛头所指,只不过是「蒙蔽圣聪」,为非作歹的高俅、蔡京、童贯等少数几个奸臣。因此,水浒英雄被描绘成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是忠义的化身,所以书名也叫《忠义水浒传》。实际上反映了作者的艺术构思,是要把历史上宋江农民起义的题材加以改造,力图纳入封建主义思想体系内部忠奸斗争的轨道。水浒英雄之所以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取得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之下,走上接受招安的道路,陷入参与镇压敢于称王的方腊等农民义军的罪恶深渊,其内因正是由于以封建忠君思想为最高的价值观念所致。在《金瓶梅》中,忠君的价值观念不仅等于零,而且成了人们随意嘲讽的对象。宋徽宗皇帝的形象,不再像《水浒传》作者所描写的那样成为「至圣至明」的偶像,而是被描绘成「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商王;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第71回)至于徽宗皇帝究竟如何「朝欢暮乐」「爱色贪杯」,书中虽然未作具体描写,只是着重描绘了一个由「朝欢暮乐」「爱色贪杯」到自我毁灭的典型人物西门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几次在书中把西门庆骂作「恁没道理的昏君行货」(第25回),「恁贼没廉耻的昏君强盗!」(第34回)这些比喻,如果不是都反映了作者有意识地要使读者由西门庆而联想到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那么至少也说明忠君的思想已不再是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念,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可以指桑说槐地骂皇帝。贪赃枉法的奸臣蔡京,因为善于在皇帝面前吹牛拍马,便被徽宗皇帝褒扬为「贤卿献颂,益见忠诚,朕心嘉悦。」(第71回)蔡京为答谢西门庆的厚礼,而回赠给他的山东提刑所理刑副千户的官职,就是用的「朝廷钦赐」给蔡京的「几张空名告身札付」(第30回)。皇帝和奸臣岂不是一丘之貉?既然他们皆能把官职当作礼物送人,西门庆自然也能够用礼物买到官职。这说明封建的官职已经商品化,商品交换的原则已经渗透进封建的朝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价值观念怎么能不由对封建君王的崇拜,对皇帝的效忠,转化为商品拜物教呢?如果《金瓶梅》作者仍然死抱住封建传统的忠君的价值观念,他怎么可能作出这种艺术构思呢?又怎么可能在他的笔下把代表「天子」主宰人类命运的神圣的封建皇帝如此加以亵渎和唾骂呢?不是像《三国演义》《水浒传》作者那样从忠君的价值观念出发,把人们的幸福寄托在圣君贤相、忠臣义士身上,而是从实际生活出发,敢于正视封建统治已经腐朽、衰落的社会现实,赤裸裸地撕下了圣君贤相的假面具,还其丑恶、卑劣的真面目,这正是《金瓶梅》作者在艺术构思上的一个新特点和新贡献。道德价值。这是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的一个最重要的尺度。所谓「百行以德为首」。「德者,本也;财者,末也」。「罪莫大于无道,怨莫深于无德。」在道德价值中,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就是「重义轻利」。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5]「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6]这就是说,义和利是评价人格高低的重要标准。孟子尚义轻利,更甚于孔子。他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7]王子垫问「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8]又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9]简直把义看成是至尊至贵的最高准则。墨子虽重利,但他也认为:「万事莫贵于义。」[10]把义看成是高于一切的。在《金瓶梅》以前的我国古典小说中,正是按照这种传统的价值观念来构思情节、描绘人物的。如《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结为兄弟,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以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这是该书从第一回起贯穿全书的一个基本思想,如李贽的批语所指出的:「三分事业实基于此。」[11]《水浒传》尽管在「义」的具体内涵上跟《三国演义》中的「义」有所不同,但是以「义」为最重要的价值观念,同样也是其贯穿于全书的一个基本思想。如李贽在《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传‧发凡》中所说:「忠义者,事君处友之善物也。不忠不义,其生已朽,而其言虽美弗传。此一百八人者,忠义之聚于山林者也;此百二十回者,忠义之见于笔墨者也。」[12]《水浒传》《金瓶梅》作者也写了西门庆与应伯爵、花子虚等十人结义为兄弟。可是他们既不像《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那样,以姓刘的皇族刘备为兄长,也不同于《水浒传》中的梁山泊,以众望所归、人称「呼保义」的宋江为大哥,而是「众人见西门庆有些钱钞,让西门庆做了大哥,每月轮流会茶摆酒。」(第11回)谁有钱钞,谁才有资格做大哥,这就是《金瓶梅》所表现的新的价值观。至于「义」,那只不过是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加以利用的幌子罢了。西门庆便利用他与花子虚为结义兄弟的关系,而「安心设计,图谋」他的妻子李瓶儿,「屡屡安下应伯爵、谢希大这伙人,把子虚挂住在院里,饮酒过夜。他便脱身来家」,将李瓶儿勾引为他的外室,使「花子虚因气丧身」。这样的兄弟朋友之义,如同文龙所评论的:「友则要我命而致我死,劫我财又将占我妻。子虚身死,而心能死乎?」[13]西门庆在世时,应伯爵与西门庆视如手足,竭尽谄媚、奉迎、凑趣、讨欢之能事;西门庆一死,应伯爵便立即投靠张二官,帮助他霸占了西门庆的妾李娇儿,又图谋帮他娶潘金莲为妾。应伯爵「本为酒食而胁肩,原因财物而谄笑,此小人之常也。如果所求不遂,所愿未偿,反而噬脐,转为翻脸,此犹小人之常也,均不足为怪。若西门庆之待伯爵,糊其口,果其腹,饱暖其身,安顿其家,亦可谓至矣尽矣。不知感恩,亦何至负义;不知报德,亦何至成仇,今观送上李娇儿,又谋及潘金莲,直若与西门庆义不同生,仇结隔世者,此非小人之常,实小人之变矣。」[14]无论是西门庆或应伯爵的形象,都可谓是对封建传统的「义」的价值观念的背叛,是《金瓶梅》作者的独特创造。不是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作者那样,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用封建伦理道德的「义」来加以理想化,而是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揭露「义」的神圣理想已被践踏在利己主义的污泥浊水之中。不仅西门庆与花子虚、应伯爵等结义兄弟的关系是如此,西门庆拜蔡京为义父,认李桂姐为义女、王三官为义子,亦毫无例外。义者,利也。「义」,不过成了掩盖人伦颠倒、唯利是图的遮羞布。义的神圣价值已为利的实用价值所取代。这正是一种崭新的艺术构思。它极为敏锐而真实地反映了一种新的社会现实─封建的伦理道德已经隳败,新兴市民的道德观念正在崛起!妇女价值。马克思在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写道:「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15]封建社会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的蔑视,首先在妇女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如《三国演义》作者写曹豹与吕布里应外合,夜袭徐州,使刘备失了城池,又陷了夫人;张飞「惶恐无地,掣剑遂欲自刎。」「玄德向前抱住,夺剑掷地曰:『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第15回)不把妇女当人看待,妻子的价值只能等同于衣服,这就是封建的妇女价值观念的反映。《金瓶梅》作者虽然仍抱有「女人是祸水」的封建观念,但他毕竟已把众多的妇女置于作品主人公的地位。《金瓶梅》的书名以书中三个女主人公─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的名字简化而成,便是作者特别重视妇女形象的铁证。在对众多妇女形象的描绘上,作者也不只是一味地写出她们贪淫的一面,而是同时写出了她们对妇女自身价值的觉醒和追求。如潘金莲之所以对她与武大的封建包办婚姻不满,就是因为她认为自己是「鸾凰」「真金子」「羊脂玉体」「灵芝」,而武大不过是「乌鸦」「高号铜」「顽石」「粪土」(第1回),两个人的自身价值不相等。这跟封建妇女强调门当户对的门第价值,显然是属于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在嫁给西门庆为妾之后,她也从不遵守「三从四德」的封建妇德。如当她发现西门庆与李瓶儿的奸情之后,作者写她「跳起来坐着,一手撮着他耳朵,骂道:『好负心的贼!……到明日你前脚儿但过那边去了,后脚我这边就吆喝起来,教你负心的囚根子,死无葬身之地。你安下人摽住他汉子在院里过夜,却这里要他老婆。我教你吃不了包着走!……』这西门庆不听便罢,听了此言,慌的妆矮子,只跌脚跪在地下,笑嘻嘻央及说道:『怪小油嘴儿,禁声些。……』」(第13回)请看,「一手撮着他耳朵」痛骂的潘金莲,岂不是在放肆地追求自身的价值么?「跪在地下」的西门庆,岂不是封建夫权的威风扫地么?如果作者不具有新的妇女价值观念,能够构思并写出潘金莲这样泼辣的妇女形象来么?戴敦邦绘